中央地方關系要從經(jīng)濟總量導向轉向公共服務導向,，其前提是要實現(xiàn)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什么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后,，中央地方財政關系沒有轉向公共服務導向,，而是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非常大呢？一些經(jīng)濟學家說中國30年經(jīng)濟高速增長主要是地方政府在推動,，這個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之所以這樣，實際上是現(xiàn)行的財政體制,、機制造成的,。因為1994年分稅制改革只改了收入端，沒改支出端,，地方政府支出本質上還是分灶吃飯,，政府官員收入和當?shù)毓卜⻊账蕉寂c當?shù)亟?jīng)濟發(fā)展、與GDP緊密正相關,。如果財政體制機制不轉變,，就不可能從追求經(jīng)濟總量、追求投資轉向公共服務,。
關于收入分配方案的改革,，我之前提出一個建議,，就是通過資源價格的改革，來實現(xiàn)價,、財,、稅聯(lián)動改革。單純提高居民收入和職工工資,，對企業(yè)來講,，有利益關系，會有阻力,。出路在于把它納入整個資源價格改革大的改革系統(tǒng)里,，然后通過價、稅、財和收入分配聯(lián)動推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從稅率的設計來講,，我國名義稅率在國際上是中等水平，但問題在于食品和藥品,，就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的增值稅稅率比較高,。國際經(jīng)驗，對這些必需品,，有些國家免增值稅,，有些國家實行特殊的低稅率，這樣會明顯地降低人民日常生活當中食品,、藥品的價格,。我主張增值稅稅率要和調整中央和地方關系連帶考慮，可以考慮開征銷售稅,，把銷售稅作為地方政府的收入,，然后把增值稅稅率降下來。
要控制整個財政收入和稅收收入的增速�,，F(xiàn)在稅收占GDP比重,，宏觀上來講并不能算很高，關鍵是它的增速很快,。我們現(xiàn)在稅收征管并不完全按照稅法,，而且稅法本身不嚴密，彈性很大,。更起作用的是地方政府要求稅務機關完成一定的增收計劃指標,。為了應對資金缺口，包括保障性住房那么大的資金缺口,，需要完成增長百分之多少的稅收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這是硬杠杠。真正起作用的規(guī)則是在指標上面,，而且彈性也在這上面,。在現(xiàn)有體制下，既然行政辦法導致高增長,，那同樣可以用行政的辦法控制這種增速,。當然關鍵是需要加大體制改革，把扭曲的體制轉過來,。
（文章是作者在2月27日《消費主導——中國轉型大戰(zhàn)略》出版座談會上的發(fā)言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