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19時,，杭州市政府宣布,，從26日起開始限牌。然而蹊蹺的是，早在25日政策發(fā)布之前,，杭州的一些4S店就已經提前獲知消息，一邊緊急把周邊城市的現車調運過來售賣,，一邊向客戶群發(fā)限購短信,，并做好了通宵營業(yè)的準備。同時,，一份與25日發(fā)布會材料一模一樣的新聞通稿也已提前在網上流傳,。
這樣一項關系千家萬戶的重大政策，在出臺前卻是普通民眾不知,、媒體不知,，但汽車銷售商卻早早得知，究竟哪個環(huán)節(jié)出了問題,，民眾的知情權在哪里?
按照杭州市交通運輸局官員的說法,，之所以突襲限牌，原因是限牌“太過敏感”,，為了保險起見,，仿照了其他已限牌城市的經驗。但這樣的說詞顯然無法解釋4S店為何提前知悉這一情況,。官方說是要追查泄密責任,，問題是追查如何落實?追查之前能否先公布知情者的身份及名下車輛情況?
就筆者從網上搜索到的有關杭州限牌事件的消息來看，對限牌事件回應的官方機構就有多個：“兩難辦”(杭州市解決交通停車難行路難問題協(xié)調小組辦公室),、交警部門,、治堵辦、交通運輸局,。而自始至終各部門對限牌的說法又各不相同,，甚至自相矛盾。比如早在2011年3月杭州限牌傳聞興起之時,，“兩難辦”的回應是“正在研究之中”,。2012年，“兩難辦”還說在研究之中,。2013年,，“兩難辦”稱已經完成錯峰限行意見征求，供相關部門決策,。與“兩難辦”積極研究的說詞不同,，杭州交警部門從2012年起就一直對限牌進行否認，直到今年2月,，交警部門仍回應稱未收到限牌通知,。但治堵辦2013年11月還在說正在“學習研究、積極考慮”中，到了今年2月則干脆稱未進行過研究也未開展過相關工作,。更有政府“相關部門負責人”在今年2月份明確表示暫不會限牌,。但時隔不過1個月，限牌令即出臺,。
梳理限牌令出臺之前的各種謠傳及官方不同部門的各種回應,，未免讓人心生疑慮，限牌令到底該出自哪個部門?在政策正式出臺前到底該走怎樣一個程序?多次辟謠之后又坐實謠傳,，此前的回應究竟是“辟謠”還是“造謠”?凡此種種,，民眾皆云里霧里。
杭州是繼北京,、上海,、廣州、貴陽以及天津之后,，第六個宣布限牌的城市,。此前的幾個城市皆是下午或晚間發(fā)布限牌令，廣州更是晚至21點發(fā)布,。盡管政府突襲限牌的目的是為了堵住蜂擁的購車潮及部分利益輸送,，但從一些汽車4S店提前得知消息來看，這個目的并未達到,。在信息不透明又缺乏監(jiān)督的情況下,，突襲限牌甚至成了某些人的暴富機會。據說,，杭州限牌令頒布之前，有人一口氣訂了幾十輛上百輛車,，名曰“囤牌”,。而去年8月，因一起交通肇事案,，北京一位有上千輛車牌的“車牌姐”被曝光,，其靠出賣和出租車牌即大發(fā)其財，而各地擁有數百輛車牌的不乏其人,。
限牌是一項公共政策,，小部分人卻因此發(fā)財而大部分真正需要購車的人卻一牌難求。如果權利不被關在籠子里,，限牌令最終限住的只是萬千的普通老百姓,。
筆者認為，從維護交通秩序的角度來看,，車輛限牌有助于緩解城市交通擁堵壓力,，在沒有更好的辦法之前，不失為一種選擇。但限牌令因事涉民眾切身利益,，影響較大,，在形成過程中最好有一個與公眾面對面溝通協(xié)商的過程，盡可能地聽取各方意見,，從而達成一個基本共識,。同時，在限牌令頒布之前,，應該有相關有預防利益輸送的機制,，例如，公布參與政策制定的部門以及參與人員的身份信息,，對公司,、家庭、個人擁有牌照的數量分不同情況進行限制,，等等,。
從杭州此次限牌發(fā)布到民眾對泄密事件的憤怒來看，政府應該意識到,，時代在進步,，民眾的參與意識已越來越強，與其在事后不停地補漏,，不如提前扎好籬笆,。一旦出錯，就要有人為之負責,。這方面,，到不妨學學香港，2003年,，時任香港財政司司長的梁錦松,，因無意間在汽車調稅計劃頒布前購買新車，被指有避稅嫌疑而不得不辭職,。我們什么時候會有官員為決策中的腐敗問題擔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