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政客們?yōu)檎[,、債務上限而鬧得不可開交，美國經濟復蘇勢頭也不明朗之時,，諾貝爾經濟學獎被頒給三位美國經濟學家,，顯得有些意味深長。
有意思的是,，這三個人的學術觀點幾乎毫無交集——漢森研究的領域是計量經濟學,，法瑪相信市場的作用，席勒則認為市場并不那么有效,，像投資人的情緒等外在因素都可能對投資行為和市場效果產生作用,。
觀察家們認為,，諾貝爾獎授予這三個人，并非基于他們的研究對全球經濟具有現(xiàn)實的指導作用,，也不是他們的理論能夠在“后危機”時代給全球經濟指明方向,，而是體現(xiàn)了評委會客觀的態(tài)度，即面對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以及后危機時代的亂象與茫然,，誰也給不出一種有效的經濟學應對之策,，只能給出多元的選項，將諾獎頒給三個立場不同的經濟學家,。這種頒獎,，看似很保險，實則隱喻當下各經濟體和經濟學界的集體焦慮,。
這并不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第一次被頒給意見不同的經濟學家,。在1974年，經濟學獎得主哈耶克和繆達爾就立場各異,，前者堅決反對計劃經濟,，堅信市場更具效率;后者則強調政府的積極干預，才能避免市場無序和失控,。
在市場經濟為主導的全球經濟體制下,，無論是市場放任還是干預過度，都會帶來嚴重的問題,。華爾街金融危機,，是金融產品過度泛濫所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則是歐元區(qū)統(tǒng)一市場和區(qū)域經濟發(fā)展不平衡,，以及窮國追求富國高福利而不得不靠政府債務度日的矛盾所致。痛定思痛之下,，歐盟不得不在2012年初簽署歐盟新財政緊縮公約,，要求各成員國將財政紀律納入立法，并且對各成員國具有永久的法律強制效應,。應對全球經濟危機而生的G20峰會體制,，最初也是集中火力批評美國政府干預不力，讓金融市場失控,。
隨著美歐日等老牌市場經濟強國相繼陷入危機泥潭,，如何拿捏準自由市場和政府干預的度成為經濟學界關注的焦點。傳統(tǒng)大國德國和新型強國中國,，在后危機時代成為市場與監(jiān)管適度平衡的兩個典型,，因為平衡的經濟政策確保了兩國經濟發(fā)展的穩(wěn)定性。
由此可見,，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雖然研究領域越來越精細化,，但其理論根基依然是兩個方面：市場自由與行政干預。從美歐市場的危機教訓和中國面臨的發(fā)展瓶頸,，均說明了一個市場鐵律：任何經濟體都是市場開放與政府監(jiān)管的統(tǒng)一體,，走極端往往是危機的根源，而尋常市場與監(jiān)管的中道平衡,，方是維持宏觀經濟穩(wěn)健發(fā)展的重要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美歐市場“盛產”具有前瞻性的經濟學家,，不管是各流派鼻祖還是工匠型經濟學家,，這兩大市場富有的活力如經濟成就和市場創(chuàng)新等都是無可比擬的。因此諾貝爾經濟學獎花落美國并不稀奇,，該獎項并不能給現(xiàn)實的經濟危機提供靈藥,，只不過是折射現(xiàn)實經濟的鏡像而已。經濟學由理論到實踐,，那是政府治理的責任,。
在全球化時代，不存在市場和監(jiān)管孰優(yōu)孰劣的二元抉擇,，而在于全球市場的深度融合與公平競爭,，各經濟體之間相互借鑒，以求共贏才是破解危機之道,。但由于各經濟體發(fā)展的不平衡,，國與國之間基于本國利益最大化的自利性選擇，再加上政治因素的滋擾,，全球經濟復蘇的步伐被南轅北轍的
“損人利己”負能量給阻滯了,。
當此時三個立場不同的美國經濟學家共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榮耀，和美國政府兩黨惡斗帶來的政府停擺和債務危機就更充滿了諷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