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將揭開中國新一輪改革大幕,。決定新一輪改革成敗的關鍵，是重新構建影響全局的三大關系,，化解中國經(jīng)濟的核心矛盾。
重新界定“財政”與“貨幣”的關系,。當前，中國的財政金融風險主要源于“貨幣”與“財政”關系模糊不清,。一方面,，貨幣過多地承擔了“準財政”的職能,。“低政府債務,、高貨幣信貸”，就是貨幣充當“準財政”職能的突出表現(xiàn),。國有銀行改革、持有外匯資產并由此承擔沖銷成本,、通過票據(jù)置換和購買資產管理公司債券并承擔銀行體系壞賬，不僅惡化了央行資產負債表結構,，也大大限制了貨幣政策操作空間。
另一方面,，財政過多地承擔了“準貨幣”的職能。中國從1994年首次公布貨幣統(tǒng)計口徑開始,，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商業(yè)銀行的財政存款一直沒有納入貨幣統(tǒng)計口徑。2010年末,，財政在中央銀行的存款為24277.32億元,，占M2的比例達到3.3%,。財政存款規(guī)模日益擴大并隨著政府收支的變化而波動，對貨幣供給的沖擊不容忽視,。
更大的矛盾在于,，政府已成為“貨幣創(chuàng)造”的主體。除了外匯占款創(chuàng)造貨幣的外生方式外,，以政府為主導的高投資下的信貸擴張,，成為“貨幣創(chuàng)造”的內生方式。政府投資擴張放大了注入金融體系的貨幣流量,，也加重了地產泡沫和通貨膨脹�,！柏泿懦l(fā)”的源頭就在于政府財政沒有硬約束機制。因此,，未來的改革應在重新界定“財政”與“貨幣”關系的基礎上,，圍繞如何建立財政預算約束機制做文章,。這是防范各類金融風險的核心要義。
重新理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關系,。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職能錯位與失衡，是掣肘宏觀經(jīng)濟運行的突出矛盾,。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地方財政收入占比從1993年的78%,，穩(wěn)步下降到2011年52.1%；與此同時,，地方財政支出占比卻從72%上升到84.8%。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收支倒掛”現(xiàn)象比較嚴重,。據(jù)觀察,，全球主要國家的地方收入占比都大致等于或略高于地方支出占比,，體現(xiàn)出“收支對等”的原則。中國的“財政收支倒掛”,，造成了地方政府財力不足,，于是,，它們不得不“借地生財”，患上了嚴重的“土地財政依賴癥”,。而且，“短債長投”也加大了地方政府短期還債的壓力和債務風險,。因此，下一步財政改革的方向,，應是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財權和事權,，并形成財政預算和各類隱性債務的“硬約束”,。
重新構建財富分配與財富積累的關系,。新一輪改革的核心任務，是重新構建財富分配與財富積累的關系,。在相當長一段時期里，我國國民財富增長速度遠遠低于國家財富的增長速度,。財富分配比例失衡，成為經(jīng)濟結構失衡,、內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皣幻窀F”的狀況已不可持續(xù)。當前財富分配的差距,，主要體現(xiàn)在初次分配。在初次分配中,，各級政府掌握了過多的資源和資產，把握著產權并主導了分配,。因此,，下一步改革的重點，必須是探索建立國有資產管理與政府財政預算掛鉤的體制,，推進包括公共資產權益分配機制在內的國企改革和政府改革，以更好地“藏富于民”,。
從財富積累的角度看，面對巨大的支付壓力,，中國要汲取歐洲高福利制度的前車之鑒,，通過代際預算約束，合理確定政府消費,，以及養(yǎng)老、醫(yī)療等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支出,，避免過度透支未來，防范因福利增長與經(jīng)濟增長不同步而引發(fā)的財力虧空和債務問題,，真正實現(xiàn)“國強民富”。
當前中國經(jīng)濟猶如“逆水行舟”,，不改革就意味著倒退,。而有限的時間和空間決定了,，“以時間換空間”和“以空間換時間”都不大可能，因此改革必須實施頂層設計,，必須系統(tǒng)全面地推進，必須重點突破進而“綱舉目張”,。重構上述三大關系,，不僅能化解當前中國經(jīng)濟的核心矛盾，也能為新一輪改革指明方向,，從而突破中國經(jīng)濟轉型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