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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關于中國未來通脹問題討論非常熱烈。一個由頭是中國日趨老齡化,，勞動力成本具有長期上升趨勢,。另外一個由頭是央行行長周小川即將卸任前的演講，他的一個重要觀點是“央行必須要對扭曲價格的改革作出反應,，也就是說,，央行必須要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脹”,。
坦率地說，這兩種觀點都是值得商榷的,。老齡化,，或者說出現劉易斯拐點，是否將導致長期通脹,？這已經是一種流行的見解,，勞動力紅利下降，過去無限的勞動力供應消失,，那么工資就要提高,，工資提高就會促使所有商品的成本升高，于是商品價格上升,，于是通脹的長期基礎就出現了,。
流行的見解為什么經常是錯誤的？因為它經常將一些直覺式的,、單調的,、線性的、呆板的東西塞在里面,，而缺乏動態(tài)的,、曲折的、面向本質的思考,。我們認為,，商品的生產函數可以簡化為資本、勞動和技術（索羅模型）,，這是三者作用,。如果勞動的供應變得緊俏，導致勞動成本上升,，但此時資本變得充裕,，技術開始升級，那么將會出現“替代效應”,，即便宜的資本和技術在要素組合中越來越多,，部分地取代不斷昂貴的勞動，那么商品的價格會變得更加昂貴嗎,？不見得,，因為上漲的勞動被“平衡”掉了。
那么中國在勞動力紅利消失之后,，資本是不是變得充裕,？技術會不會提升？我們認為，這是非常明顯的現象,。跟30年前相比,，中國的資本充裕程度已經大規(guī)模提高，中國人的學習能力非常強悍,，技術擴散效應非常明顯。所以,，用所謂勞動力紅利消失,，劉易斯拐點來證明中國存在長期的通脹趨勢，這是智力上的偷懶,，它沒有細致地刻畫商品價格在不同要素組合中的動態(tài)圖景,。
周行長說，“央行必須要對扭曲價格的改革作出反應”,，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假設經濟體中有商品A,、B。A的價格是正常的,，不扭曲的,。而B的價格是扭曲的，是需要補貼來支撐的——有如電,、煤氣或者水,，那么A和B之間的比價關系正常是1:4，但現在卻是1:2,這意味著B需要提價,。那么央行為了鼓勵B的價格改革,，就用寬松的貨幣政策來支持B提價，讓B到達4的位置,，但是這個邏輯鏈條有一個致命的疑問：可不可以在嚴謹的貨幣政策下,，通過市場化的改革讓A自動滑落到0.5的水平，最終還是完成1:4的關系,？也就是說,，不能總通過通脹來理順價格關系，能不能通過局部通縮來理順價格關系,？后者的好處是,，改革不會帶來價格總水平的過度上升，擁有低通脹環(huán)境,。
很多異議者就會說,，非漲價的比價關系調整是不對的，因為這會打擊A的生產,。但是按照我們的貨幣觀念來看,，這沒有說服力。除非貨幣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收縮,，人為制造所有商品都下跌的狀態(tài),，使得人們都像葛朗臺一樣存錢,，因為錢會自動升值。否則在中性的貨幣增長下,，不會存在這種情況,。假設貨幣整體上不是收縮的，而是輕微膨脹的,，在這個基礎上的價格改革,，A的下滑會帶來B在原價格下的產能擴張，從而健康地消除了B在價格扭曲下的供應瓶頸,。
實際上這個觀念被經濟史的諸多事件所證明,，比如1887年—1894年美國的經濟情況。相反,，中國1980年代后期的“價格闖關”恰恰是用通脹來運作的,，失敗的。而1994年則依靠嚴謹的貨幣政策完成了很多價格管制的解除,。所以,，在嚴謹的、非激進的貨幣政策下,，照樣可以完成價格改革,，只要價格改革的微觀運行機制（例如產權改革）構建得不錯，即使宏觀政策是緊縮的,，照樣可以完成價格改革,。而周小川的陳舊觀念同1987年的那幫人沒什么差別。
綜合起來,，我們的觀點很簡單直接：中國未來通脹的可能因素只有一個,，就是央行。勞動力紅利消失不是,，因為要素替代可以完成商品價格的穩(wěn)定,。價格改革不是，因為價格改革也可以在嚴謹的貨幣政策下完成,。只有央行是未來制造通脹的唯一可能,，他們可能覺得人口紅利消失后的整體經濟增長率不給力，于是不斷增加貨幣供應來刺激經濟,，央行是唯一可以產生成本—工資螺旋式上升的通脹風險的因素,。所以，不要談中國通脹的內生原因,，而是關注中國通脹的官僚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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