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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日前公布數(shù)據顯示,，前8個月全國財政收入74286.29億元,，同比增長30.9%。由此測算,，今年財政收入將突破10萬億,。或許該數(shù)字太過夢幻,，占GDP四分之一左右,，很多人擔憂財政收入增速過快會抑制居民和企業(yè)的積極性，并導致國富民窮,。關于減稅的議論再次洶涌,。
學界和民眾的初步共識是，減稅是未來稅制改革的目標,。我們一直主張應辨證看待稅收過速增長情況,，但此時也不認為減稅是個可以短平快處理的問題，如減稅的目標是什么,、減多少,、如何減等，都需要更謹慎地論證,。
首先,，減稅目標亟待明確，是給企業(yè)減負還是給居民減負,。由于目前我國國內稅收稽征主要來自流轉環(huán)節(jié),，即增值稅、營業(yè)稅等稅種對總體財稅收入貢獻很大，所以,，表面上看,，生產企業(yè)承受了大比例稅負,。但居民通過購買商品等方式,，在收入所得稅之外，也間接繳納了部分稅收,。減稅如果指籠統(tǒng)降低流轉稅率,，則企業(yè)負擔或許會有所下降、效益或許會有所提升,，但未必會立竿見影提升居民收入,。考慮到物價剛性問題,，居民所面對的商品價格也未必會出現(xiàn)預期的降幅。
這樣,，通過減流轉稅率給企業(yè)減負之后的一個可能后果是，國家財政收入下降,，普通居民收入沒上去，但使得私營企業(yè)主成了受益者,。而如果再對個人所得稅進行調整,，其占稅收總額比例相對有限，也談不上降低國內企業(yè)和居民的整體稅負水平,。
從此角度看,，設計減稅政策必須要先行明確政策的目標。最要不得的是,，是既要求降低國家財稅收入總額,，又要求擴大政府財政的民生支出。畢竟,，理想化的口號要和建設性的方案進行明確切割,。
其次，減多少稅也是個復雜問題,。盡管我們都痛感國內稅負水平較高,，但真正的問題核心或許在于兩個方面。一是這一水平與我們預期的福利水平存在太大的缺口,，以致覺得納稅責任甚大,、權利甚少。這方面眾所周知的例子是北歐國家,，其稅負比我們要重,，但公眾的抱怨卻少得多,，主要就因為其財政收入多用于民生。
二是絕對稅負水平其實根本無法產生共識,，永遠都會有稅負過重的聲音,。客觀上,，現(xiàn)代國家的政府和民眾之間就稅收話題的爭議從未停止,，而稅負水平的高低判斷、增減調節(jié),，也是現(xiàn)代政治框架內,，政黨賴以爭取選民的主要手段。在美國,，由富豪巴菲特近期在《紐約時報》上所發(fā)表文章引發(fā)的“是否應給富人增稅”的兩黨爭論即是明證,，稅負高低并無一個公允的標準，更多是個角度問題,。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操作減稅,。如果目標是減稅優(yōu)先,，且給企業(yè)與居民減輕稅負也成為共識，那減稅的方式就需要仔細斟酌,。我們并不認為直截了當?shù)亟档投惵适俏ㄒ豢蛇x的手段,。事實上，減稅在減輕稅負之外,，除了直接拉動需求,，還最好達到鼓勵產業(yè)升級等目的，否則就大有“懶政”嫌疑,。以國際經驗論,，稅收抵扣是常用來減輕稅負的政策手段：企業(yè)更新設備、技術升級可申請稅收減免,；家庭購買住房可以申請抵扣稅金,；子女接受教育、個人接受培訓的費用可以用于所得稅抵扣,；投資虧損也可以用于個人所得稅抵扣……只要政策立意確定是以人為本,，而不是以國情為托詞，那就會有很多成熟的國際經驗可借鑒,。
特別地,，有了上次所得稅起征點調整的一番博弈之后，這次關于減稅的討論要特別警惕“此消彼長”的論調。減稅就是減稅,，不要借著稅收改革的由頭,，搞減稅之外的“結構性增稅”——在現(xiàn)行稅制并未做大的更動的情境下，反要再以國際慣例為口實,，加收資源稅,、遺產稅……讓改革聲音盡都變成了配合加負而不是減負的戲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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