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３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了明確的目標和要求,，但現實狀態(tài)同目標對照一下,，兩者之間差距相當大。如果不把深化改革擺在重要的位置,，不下更大的決心和力氣,，恐怕再過１０年，很難實現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
日前,，中國（海南）改革發(fā)展研究院在北京舉辦“改革的新形勢與頂層設計”座談會。來自國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清華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單位的２０余名專家學者參加了座談會。
改革頂層設計的提出來自對當前改革形勢的判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指出,，我們曾經有過一個判斷，到２０００年,，基本構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２０２０年建成一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是現在看來,，這個判斷過于樂觀,。國家發(fā)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研究員林兆木指出，２００３年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對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了明確的目標和要求,，但現實狀態(tài)同目標對照一下，兩者之間差距相當大,。如果不把深化改革擺在重要的位置,，不下更大的決心和力氣，恐怕再過１０年,，很難實現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名譽會長高尚全說，改革已進入“深水區(qū)”,。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摸著石頭過河”作為一種漸進式的改革模式，為經濟發(fā)展增添了活力,，增強了綜合國力,，歷史價值不能質疑。隨著經濟社會不斷發(fā)展和改革事業(yè)的不斷深化，改革越來越需要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huán)節(jié)取得突破,，改革攻堅的難度不斷提升,，包括政府職能的轉變、社會體制的改革,、經濟體制的深化，以及政治體制改革等,，都到了一個關鍵的時期,。所以要全面規(guī)劃改革。
中國（海南）改革發(fā)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指出,，“十二五”是改革的歷史轉折期和戰(zhàn)略機遇期,。第一，“十二五”時期從一次轉型進入二次轉型,，能不能改變經濟結構,，改變發(fā)展方式，關鍵取決于能不能以更大的決心和魄力推動第二次改革,。第二,，“十二五”時期，我國正處于由中上收入階段邁向高收入階段的歷史起點,。如果“十二五”改革戰(zhàn)略選擇得好,，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有重要突破，估計到２０２０年人均ＧＤＰ有可能達到或超過１１９００美元,，從而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如果“十二五”改革戰(zhàn)略選擇得不好，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沒有大的突破,，我國也很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與會專家一致的看法是,，從現在開始,，適應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的新形勢，加強改革的統(tǒng)籌力度,，對整個國家的改革進行全面設計統(tǒng)籌規(guī)劃,，把改革真正提升到制度、體制,、機制的建設層面,，使改革更具有可操作性。
總結歷史經驗,，全面規(guī)劃改革,，要達到怎樣的目標？與會學者提出廣泛建議。
把改革發(fā)展作為第一要務,。林兆木認為,，現在講深化改革，既是解放生產力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持生機活力的必然要求,，只有通過深化改革，調整已經失衡的經濟關系,，化解正在積累和深化的社會矛盾,，才能解決問題。所以現在僅僅談解放生產力還是不夠的,。建議中央在適當時期提出“改革與發(fā)展是我們黨執(zhí)政興國的第一要務”,，這樣對第一要務的表述更加完整，這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符合小平同志講的社會主義的本質,，也符合改革開放以來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的成功經驗，更是今后十年乃至更長時間的現實需求,。
把建設現代國家作為改革目標,。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魏加寧指出，現在最令人擔心的問題是國家失去發(fā)展目標,，社會失去奮斗目標,，改革失去追求目標。我們現在提的目標仍然是“小康社會”,，說到底還是放在收入上,。實際上，隨著人們收入的提高,，人們不再光是追求掙錢,，還有人的全面發(fā)展需求。應當把“建設現代國家”作為今后的奮斗目標,，同時也是改革的追求目標,。
把效率、平等和社會穩(wěn)定作為改革的基本要求,。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fā)展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室主任黨國英認為,，我國目前的改革頂層設計需要抓三個方面：第一，抓效率問題,。我國效率低的問題仍相當突出,。低效率原因是市場化程度低。比如農業(yè)領域,，土地流轉比例還不到１０％,。第二,，抓平等問題。僅靠第二次分配調整收入差距,，解決平等問題,，困難比較大。第一次分配沒做好,，第二次分配就沒有基礎,。第三，抓社會穩(wěn)定問題,。保持社會穩(wěn)定既是改革順利推進的前提,，也是改革的重要內容。
遲福林對二次改革目標,、導向和重點進行了具體闡述，概括為“消費主導,、民富優(yōu)先,、政府轉型”十二個字。第一,，把實現消費主導作為改革的基本目標,。“十二五”能不能初步實現由投資主導向消費主導的轉型,，既是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的成敗所在,，也是改革攻堅的重點所在。第二,，把民富優(yōu)先作為改革的基本導向,。我國的經濟發(fā)展方式具有國富優(yōu)先發(fā)展的明顯特征。例如：偏好做大ＧＤＰ總量,，經濟社會發(fā)展失衡,；偏好投資出口，投資—消費結構失衡,；偏好重化工業(yè),，產業(yè)結構失衡；財富分配偏向企業(yè),、政府,，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從改革的現實看,，民富優(yōu)先發(fā)展也應當成為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的基本目標和主要追求,。第三，把政府轉型作為改革的重點,。解決投資消費失衡,，實行民富優(yōu)先發(fā)展的關鍵是推進政府轉型,。
頂層設計的體制機制的突破口在哪里？與會學者提出產權,、財稅,、司法、政治等多個領域,。
重視產權制度改革,。國家發(fā)改委經濟研究所教授常修澤認為，隨著改革發(fā)展的逐步深入,，需要在產權理論上有新突破：第一,，確立環(huán)境產權制度。第二,，確立資源產權制度,，包括農民土地的流轉權問題，國有林權改革,，礦產資源改革,，水資源的產權制度，海洋資源產權制度,。第三,，確立人力產權制度，要建立“金三角”的社會結構,，理順政府,、勞工和資方的產權關系。
重視中央地方關系改革,。宋曉梧指出,，應該加大力量研究如何改革已經形成的地方政府競爭體制�,！笆濉敝醒氪_定以轉變發(fā)展方式為主線,，提出了７％的ＧＤＰ增長預期指標，但各省市區(qū)的“十二五”指標加權是１０．５％,，比中央高出５０％,，這還是省一級，把市縣的ＧＤＰ指標統(tǒng)計一下,，一定大大高于省市區(qū)的,，結果還是速度壓倒轉型。
重視財稅體制改革,。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李曙光認為,，現在很多改革亂象都與分稅制相聯(lián)系。地方政府手上沒權,，所以不得不尋找其他政策資源,，比如土地,、礦產資源方面，把所謂的國有資源轉為地方所用,，不僅出現土地財政,，還有資源財政，以及地方政府“跑部錢進”,。預算是稅收的“孿生姐妹”,，我們沒有把它們聯(lián)系在一起。預算法修改將是下一步改革的焦點問題,，從預算角度讓國有企業(yè)更多上繳利潤,，實現財政預算的民主化，中央地方在財政上如何分權,，這些都需要進一步破題,。魏加寧提出，為什么說地方財政越來越困難呢,？中央政府管人又管錢,，錢肯定發(fā)下不去。財政部管著地方財政,，又管中央財政。應該成立地方事務部,，專門分管地方財政,，這樣才可以有效避免中央和地方博弈。應該成立類似貨幣政策委員會的財政政策委員會,，讓財政政策制定科學化,。允許地方政府自主發(fā)債，通過發(fā)債建定一種利益機制,，使地方政府規(guī)范地方財政,，規(guī)范地方制度，成為一種利益導向,。
重視對外開放的制度安排,。國家發(fā)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指出，從目前外經貿來看,，基本是“摸著石頭過河”,，現在很多重要的制度改革來不及總結、來不及提煉,，都變成了各地擴張的手段,。如何處理好“領孩子”和“養(yǎng)孩子”的問題？領孩子就是招商引資,，“養(yǎng)孩子”就是自己發(fā)展�,，F在有一些大省在“養(yǎng)孩子”上是欠妥的,。目前強調科學發(fā)展，強調轉變經濟發(fā)展方式,，但從上到下都熱衷于“領孩子”,，而不愿意自己養(yǎng)。此外,，我國外匯儲備超過３萬億美元,。從對外經濟上講，我們基本是貶值的資產和升值的負債,，加工貿易的巨額順差和一般貿易的逆差再平衡的困境,，無論是２００７年的調整出口，還是今年的調整進口都很難解決這個困境,。因此,，頂層設計的重點還是要考慮如何建立規(guī)范的體制機制，在戰(zhàn)略上能夠跟國際接軌,。
重視司法體制改革,。李曙光指出，司法體制不觸動,，純粹搞立法改革的路子是走不下去的,。這２０年我們立了不少法，我們很多基本的法律都有了,，但是這些法律的操作性不強,，有操作性的執(zhí)行性不強，有執(zhí)行性的也是選擇性執(zhí)法,。選擇性司法現象不是立法問題,。為什么會出現選擇性執(zhí)法？跟我們的司法體制相關,，法院成為地方政府的附庸和工具,，出于維穩(wěn)的需要、地方政績的需要,，政府讓法院全力配合,，這樣怎么能夠保證社會公平？李曙光建議,，把一部分審判權收歸中央,，建立地方和中央兩個層級的法院體系。現在地方法院在受理破產案件的過程中,，往往照顧地方利益,。建立國家層級的法院，審判權要部分回收,，但一般的案件應該由地方法院受理,。
重視政治體制改革路徑設計,。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指出，一個不受社會監(jiān)督的公共權力不但主導做“蛋糕”,，而且主導“切蛋糕”,，政府自身在“蛋糕”中間占的份額越來越大，握有權力的人在“分蛋糕”中占有的份額越來越大,，必然的結果是導致越來越尖銳的社會沖突,，而且政府自身的腐敗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改革頂層設計,，需要考慮如何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使政治體制能夠真正和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相吻合、相結合,，在這個前提下,，再考慮政府如何在社會的監(jiān)督下發(fā)揮提供公共服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