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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jīng)濟結構第三個層面的內容,，就是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嚴重失衡的主要標志是居民個人增長速度太慢,，國家財政收入和企業(yè)利潤增長速度在總體上都高于居民個人增長速度。
魏杰認為，在這種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下，必然導致需求結構的失衡,。因為居民個人收入占比較低，消費就難以快速增長,。
要調整這一結構,，就要做三方面的工作。
首先,，只有相應地降低國家財政收入，在國民收入總量一定的條件下,，居民個人收入才能夠提高,。具體做法有四點：
第一個，減稅,。目前減稅的數(shù)量太小,，沒有讓國民切實享受到減稅的好處。比如說去年居民減稅2200億元,，這一數(shù)量只相當于國家征收的利息稅,。
第二個，退稅,。魏杰說,，去年全國退稅退了400多億元，還是太少,。為什么多了退不下去,，因為是用家電下鄉(xiāng)的辦法進行退稅，結果其中一些家電產品過時,、型號落后,，農民不愿意購買。
第三,，提高個稅起征點,。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提高了,，老百姓收入就會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會相對減少,。中國現(xiàn)在起征點是2000元,，過低，相當于讓窮人承擔了大量的稅款,。
第四,，在社會保障資金的募集上國家應該承擔更多的責任。據(jù)魏杰介紹,，北歐國家在社會保障資金募集里,，國家承擔的比例占到總資金的55%。他說,，如果在社會保障資金募集上不是國家承擔責任,，而是讓居民和企業(yè)承擔責任的話，社會保障制度越完善消費就會越低,，因為等于把老百姓的錢拿去搞了社會保障,，于是就沒有錢用于消費。
魏杰提出,，今年減稅6000億元,，退稅3000億元，個稅起征點提高到3000元,，社會保障資金的募集國家占到55%,。那今年居民個人年收入增長可以增加5—8個百分點。據(jù)他解釋,，之所以提出減稅6000億元,，是按照上年財政收入的10%提出的。退稅3000億元,，是按照上年稅收的0.5%提出的,。
魏杰說，如果能夠按照他的模型推進的話,，居民個人收入增長速度將快速提高,，但關鍵是能不能推動。為什么類似的調整遲遲不動,？因為還有一些別的因素需要考慮,。比如說中國即將成為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體，中國經(jīng)濟的增長可能會產生巨大的國際摩擦,，未來無論是國防開支還是外交開支都可能增長,。
其次，如果要調整企業(yè)利潤和勞動收入的關系，還要增加勞動收入減少企業(yè)利潤,。
除了上述兩點,，魏杰提出，要真正提高居民收入,，還必須提高老百姓的財產性收益,。居民收入由兩部分構成，一個是勞動性收入,，一個是財產性收入,。當一個國家居民收入里邊勞動性收入占的比重太高的時候、居民就很難富起來,。研究發(fā)現(xiàn),，美國人收入里邊，勞動性收入占50%左右,，財產性收入占40%左右,，所以國民比較富有。中國的人均收入里邊,，財產性收入占的比例只有1.8%,，所以富不起來。
但是這條調整的思路,，又引發(fā)了兩個非常尖銳的爭議,。一個是老百姓沒有財產，怎么提高財產性收益,。能不能讓老百姓享受到國有資產的收益,。第二個爭議，財產性收益無非兩塊,，動產收益和不動產收益。動產收益有賴于資本市場,，不動產收益有賴于房地產市場,。所以要提高人們的財產性收益，必須活躍股市和房市,。但是又要防止資產泡沫出現(xiàn),，這也是一個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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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結構調整的兩個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