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yè)是那種“看上去像企業(yè)的政府”,，而政府則是“看上去像政府的企業(yè)”,，它們從各自的利益訴求出發(fā),，成為微觀經濟領域中的逐利集團,。這種制度一旦形成,，民營企業(yè)集群就被間夾其中,，進退失措,，成為被博弈的對象,。這一中國式經濟體制延續(xù)千年,，迄今未變，而管仲,，正是“始作俑者”,。
在宏觀管制的戰(zhàn)略思想下，管仲最重要的制度創(chuàng)新是鹽鐵專營,。它的影響綿延兩千余年,，迄今猶存，幾乎成為中國式中央集權制度的經濟保障,。
齊桓公與管仲多次切磋富國之策,，齊桓公建議對人口、房屋樓臺,、樹木,、六畜征稅，管仲一一否定,，在他看來,，稅收是有形的，直接向人民收取財物,，自然會招致人民的不滿,。最好、最理想的辦法是“取之于無形,，使人不怒”,。據此，管仲提出了“寓稅于價”的辦法--把稅收隱藏在商品里,，實行間接征收,，使納稅者看不見、摸不著,，在不知不覺中就納了稅,，而且不至于造成心理上的抵抗。
在具體辦法上，管仲給出了簡單的七個字：“唯官山海為可耳,�,！薄灰焉健⒑５馁Y源壟斷起來就可以了,，山上出鐵礦,，海里產海鹽，是為鹽鐵專賣制度,。
在農耕時期,，鹽和鐵是最為重要的兩大支柱性產業(yè)，無一民眾可以須臾離開,。管仲對鹽和鐵的專賣收入做過舉例說明,。他說，萬乘之國的人口約為千萬,，如按成人征人頭稅,，應繳納者約為一百萬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錢,，為三千萬錢,。如果進行鹽的專賣，每升鹽酌量提價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萬錢,，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頭稅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確乎不曾征稅,，不致引起人民的“囂號”反對。不僅在國內如此,，還可運鹽出口而獲取重利,，這等于煮沸取之不盡的海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齊國納稅，即“煮沸水以籍天下”,。
鐵的專賣也是一樣,。管仲說，大凡一個農戶,，無論是從事耕作還是做女工,，都需要針、刀,、耒,、耜、銚,、鋸、錐,、鑿等鐵制工具,，只要在一根針上加價一錢,，三十根針就可收三十錢，即等于一人應繳的人頭稅了,，由此類推,，則全國收入總數亦不下于人頭稅的征收總額。表面上,，國家并沒征稅,，實際是“無不服籍者”。
管仲提倡鹽鐵專營,，但不是主張政府親自下場,，創(chuàng)辦國營鹽場或國營鐵廠--后世之人學管仲，認為專營就是國營,，多入歧途,。
比如鹽業(yè)，管仲實行的是專賣政策,，開放鹽池讓民間自由生產,，然后由國家統(tǒng)一收購。由于控制了鹽業(yè)的銷售和產量,，進而控制了價格,，齊國的鹽銷售到別國去，售價可以抬高到成本價的四十倍,，國家和商賈都得利頗豐,。
在冶鐵業(yè)上，管仲實行的是國有民營,。他首先嚴厲地強調了國家對所有礦山資源的壟斷,，所謂“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臺法令宣布,，只要一發(fā)現(xiàn)礦苗，就馬上要由國家保護和封存起來,，有敢于擅自開采者,，左腳伸進去的，砍左腳,，右腳伸進去的,，砍右腳。之后,，政府又控制了鐵器的定價權,，并對所生產出來的鐵器進行統(tǒng)購統(tǒng)銷。在這些前提之下，管仲開放冶鐵作坊業(yè),，允許由民間商人自主經營,，其增值部分，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相當于征收30%的所得稅。
由政府控制資源所有權,，然后把經營權下放給民間商人,，以一定比例分配利潤，這就是后世非常流行的“資產國有,、承包經營”的雛形,。
鹽鐵專營的政策，對后世政權產生了重大且根本性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它讓中國從此成為一個“獨特的國家”。我們說“中國特色”,，無此為過,。
在西方的經濟理論中，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甚至唯一的來源是稅賦,，在這一點上，無論是社會主義經濟學家或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學派都無分歧,�,？枴ゑR克思就曾言，“賦稅是政府機器的經濟基礎,，而不是其他任何東西”,，“國家存在的經濟體現(xiàn)就是捐稅”。即便在當代的制度經濟學理論中,，這一認識也未有改變,，道格拉斯·諾斯認為，政府是“一種提供保護和公正而收取稅金作為回報的組織,，即我們雇政府建立和實施所有權”,。
在西方的法治意識中，從來強調公民的納稅人角色,，從14世紀開始,，“無納稅人同意不得征稅”這個理念在法國和英國似乎都牢固地確定了下來。人們經常提起這句話,，違反它相當于實行暴政,，恪守它相當于服從法律,。特別是在美國，商店直接把商品價格與消費稅分列出來,，讓你買一杯咖啡都意識到自己在納稅,。可是在中國,，統(tǒng)治者更愿意“寓稅于價”。陳寅恪曾說中國的統(tǒng)治術中有“詐術”的成分在里面,，管仲那句“取之于無形,，使人不怒”便是最好的印證。
“管仲變法”之后,，中國的政府收入由稅賦收入和專營收入兩項構成,，后者的實現(xiàn)，正是通過控制戰(zhàn)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資,，以壟斷專賣的方式來達成的。在這種體制內,，政府其實變成了一個有贏利任務的“經濟組織”,，從而也衍生出一種根深蒂固的治理思想，即國家必須控制“關系到國計民生的支柱性產業(yè)”,，國有企業(yè)應當在這些產業(yè)中“處于主導地位”,。
在這種經濟環(huán)境中，國有企業(yè)是那種“看上去像企業(yè)的政府”,，而政府則是“看上去像政府的企業(yè)”,，它們從各自的利益訴求出發(fā)，成為微觀經濟領域中的逐利集團,。這種制度一旦形成,，民營企業(yè)集群就被間夾其中，進退失措,，成為被博弈的對象,。這一中國式經濟體制延續(xù)千年，迄今未變,，而管仲,，正是“始作俑者”。
（本文摘自：《歷代經濟變革得失》,，吳曉波著,，浙江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