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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習慣的話語邏輯中，領導者是一個團體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團體的興衰存亡有著至關重要的決定作用,。但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芭芭拉·凱萊曼在《追隨力》一書中卻試圖告訴讀者：對一個團體來說，追隨者的重要性一點都不亞于領導者,。
眾所周知,，希特勒統(tǒng)治德國的時候，曾對猶太人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芭芭拉·凱萊曼在此書中不止一次地探討：“沒有希特勒就沒有大屠殺”的結論究竟是否能夠成立,？在她看來,，“既然德國人服從希特勒及其黨羽,，沒有反抗他們，就意味著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參與了謀殺并造成了傷害,�,！逼鋵嵃l(fā)生在德國的另外一個故事，恰好能為本書的疑問提供一個近乎完美的答案。
兩德統(tǒng)一后,，東德守衛(wèi)柏林墻的士兵因格·亨里奇因射殺一名“叛逃”人員,，在1992年受到了審判。亨里奇辯解說：“我沒有罪,，我只能奉命行事,。”法官回答說：“不錯,，你是奉命行事。但你完全可以將槍口抬高一寸,�,！�
二戰(zhàn)前后，那些親身參與屠殺猶太人,，或者對屠殺沉默不言的德國人,，顯然不能將全部罪責都推予領袖希特勒。追隨者在領導者作出錯誤決策時,，俯首聽命或是冷眼旁觀其實都是助紂為虐,。通過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案例,，凱萊曼很清晰地向讀者表明,，即使領導者是一位大權在握的獨裁者,，作為追隨者也依舊有作出個人選擇的余地。
在閱讀《追隨力》的同時,，我時常會想起《烏合之眾》這本經(jīng)典名著。勒龐對追隨者給予了頗多蔑視,，如他說“群體不善推理,，卻急于行動。它們目前的組織賦予它們巨大的力量,�,！比欢硪环矫�,，這也無異于肯定了追隨者在團體中所能產(chǎn)生的巨大作用,。如此即不難發(fā)現(xiàn),，凱萊曼與勒龐其實恰恰是關注了一枚硬幣的兩面,。追隨者既能成為希特勒的幫兇,，也同樣可能成為其統(tǒng)治的瓦解者,。
近代以來,，自由與平等的理念被越來越多的人所信奉,，同時隨著領導者獲得權力方式的改變,，傳統(tǒng)的等級制度愈發(fā)難以維系,。一方面追隨者要求與領導者建立平等的合作關系,，另一方面領導者為達成自己的目標,，也不得不通過協(xié)商或加薪來討好追隨者,。無論是在政治,，還是商業(yè)領域，領導者都在與追隨者分享權力,。
對如今的一些政治領袖來說,，其實早已不是他們在領導民眾,，而是民眾在領導總統(tǒng)與首相,。如果說在希特勒的獨裁下,，德國人民只能憑借內心的道德勇氣去抵抗暴政,；那在今天的民主國家,，作為總統(tǒng)或首相追隨者的選民,，卻天然有權參與到政府決策中去,。追隨者不再是領導者的附庸,。在商界,，首席執(zhí)行官雖然是公司的實際決策者,，但公司所有權卻在為數(shù)眾多的股東手中,。在平常扮演追隨者角色的股東,，他們一旦發(fā)現(xiàn)首席執(zhí)行官不再值得信任,，即可輕易地令其離職。在市場經(jīng)濟體制下,，即使是公司所有者與雇員間,，其實也已是一種合作,，而非依附關系,。
凱萊曼針對這種新型的領導者與追隨者關系，將追隨者劃分為孤立型,、旁觀型,、參與型,、主動型和頑固型五種,，系統(tǒng)地總結出他們各自的行為特征，指出具有優(yōu)秀追隨力的人也同樣能對團體做出非凡的貢獻,。根據(jù)她的研究,，“追隨者對于領導者的重要性大于領導者對于追隨者的重要性”，也就是說一個團體或許能夠失去領導者,，但卻決不能沒有其追隨者,。優(yōu)秀的領導者要能使其追隨者的工作更加積極、更具創(chuàng)造性,，追隨者則要在貫徹領導者意志的同時,，提出自己獨立的思考。
在社會中,，我大多數(shù)人只能充當追隨者的角色,，然而無論如何，我們至少能夠“領導”自身,，使我們在團體中發(fā)揮獨特的作用,。不要懷疑，每一個人都會被自身所處的團體產(chǎn)生或大或小的影響,，如果暫時我們無法成為一個領導者,，那為什么不嘗試去做一個好的追隨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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