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共中央辦公廳與國務院辦公廳聯(lián)合發(fā)布了《黨政機關公務用車配備使用管理辦法》,，對公務用車的標準進行了重新修訂，并開展了公務用車問題專項治理工作,，相當一部分觀點認為,，號稱“史上最嚴格”的新一輪公車改革已經(jīng)啟動,。
不過，有學者呼吁,，在啟動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相關工作的同時,，立法機關也要從立法上助力公車改革。而更多的專家表示,，公車改革重在落實,，從長遠看，取消一般公務用車才是改革的最終目標,。
學者呼吁“公車立法”
新一輪公車改革備受關注,。
與老規(guī)定相比,，新《辦法》最值得關注的亮點，是公車配備人數(shù)的限制和價格與排量標準的下調,。新“辦法”對于使用公車的人數(shù)進行了限制,，將公務車分為一般公務用車和執(zhí)法執(zhí)勤用車，根據(jù)人員編制,、領導職數(shù)和工作需要等因素,，中央和國家機關一般公務用車編制按每20人不超過1輛確定，一般公務用車排氣量從2.0升下調至1.8升,，價格上限從25萬元下調至18萬元,，而且公務用車使用年限超過8年的方可更新，黨政機關原則上不得配備越野車,。
公務用車價格和排量的降低意義首先在于反腐倡廉,，如果這一標準真的能得以貫徹執(zhí)行，“高檔”與“豪華”將不再是官員應有的待遇,，而公務用車的“身份”概念將被大大淡化,，其屬性將轉向真正的“代步工具”。對此,，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研究員劉武俊認為,，各項行政法規(guī)在公車改革上確實具有指導意義，但同時還應該在立法上對公車改革進行規(guī)范,。
劉武俊說,，公車改革亟待立法助力，在啟動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相關工作的同時,，立法機關也要抓緊時間對公車改革進行立法調研,，著重調研公車改革模式的選擇、適用范圍的確定,、公車管理細則及貨幣補貼標準等關鍵問題,，同時抓緊時間起草論證有關公車管理的法律法規(guī)。
在劉武俊看來,，如果從1994年出臺《關于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guī)定》算起,，我國的公車改革已走過了17個年頭。但由于該政策性文件操作不透明,、內容不科學,、程序不公開，幾乎對公車沒有起到多少實質性的約束作用,。因而,，新一輪公務車改革的效果如何有待實踐的檢驗。
劉武俊表示,，政策的優(yōu)點是具有高度的靈活性,，缺點是政策在執(zhí)行中容易變形,，容易變通，容易變調,，往往淪為一紙空文,。而公車改革難就難在觸及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在政策文件難以徹底調整現(xiàn)有利益格局的情況下,，還得需要法律來給力,，畢竟法律才是利益調整和利益整合最權威也是最有效的工具。
因此,，劉武俊認為，公車改革不能完全指望政策規(guī)范,，在大力推進依法治國,，全面實施依法行政，加速建設法治政府的背景下,，公車改革亟待納入法治軌道，“公車立法”或許是破解公車改革屢屢陷入困境的根本出路,，而從一定意義上說,，公車改革能否納入法治軌道，也是考量政府自身是否真正踐行高調承諾的“全面實施依法行政,，加速建設法治政府”的重要指標,。
公車改革重在執(zhí)行
劉武俊的建議在業(yè)界引起了爭論。
一些專家認為,，公車泛濫與腐敗現(xiàn)象實質上是公共權力的濫用,，是利用職權謀取個人私利，與貪污受賄,、非法占有公共財物沒有質的區(qū)別,。因此，世界上許多國家對公務配車和公車標準及適用范圍有嚴格規(guī)定,，一般只有內閣部長可以配備專車,，但也僅限于執(zhí)行公務，下班以后的私人活動一般乘用私家車,，并且部長的配偶或伴侶通常不可以使用公車進行私人活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對“公車立法”也表示了贊同，理由是,，公車改革推動起來確實太難,，所以為了減少改革的阻力，可以提高立法層級,，法律和行政法規(guī)都可以為公車改革提供依據(jù),，但法律的效力層次更高,。不過，劉俊海也明確表示,，即便是以立法形式推動公車改革,，如果不切實執(zhí)行將會帶來更多的問題，所以必須防止走過場行為的產(chǎn)生,。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在接受《經(jīng)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則表達了不同的觀點,。竹立家認為，如果公車改革需要立法,，照此邏輯,，進行一項改革就得立一項法,，是不是公款消費要立法,，公費出國也要立法。他表示,，公車改革是政府自身內部的一項改革,，政府已經(jīng)出臺了一系列相關的行政法規(guī)，關鍵在于落實,。
而國際關系學院公共市場與政府采購研究所副所長趙勇也持類似觀點,，他說：“即便不立法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當前中國,，比立法更重要的,，是樹立全社會守法的意識，否則立了那么多法放在那有什么用,？”趙勇還對公車改革過程中的一些措施提出了質疑,，比如“裝GPS”等所謂加強管理的手段，還是由內部人管理,，只是增加了一些人手和工作量而已,，根本沒有抓到點子上�,！�
最終目標是取消一般公務用車
目前從各地公車改革的探索來看,，主要有貨幣化改革、半貨幣化改革以及加強管理型模式等,。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表示,，公車改革的最終目標應是取消一般公務用車，公車消費占用大量公共財政支出,，又屢屢涉及政府的特權腐敗行為,。盡管取消公車面臨一系列困難，困難主要在于政府內部,，應該將取消一般公務用車作為去除特權腐敗行為的一種有效途徑,。
北京市遼海律師事務所高級律師谷遼海接受《經(jīng)濟參考報》采訪時也認為,，在公務車的采購和管理等方面，應借鑒其他國家或地區(qū)的經(jīng)驗,，譬如公務用車不妨改“買”為“租”,。事實上，在我國,，香港政府物流服務署是特別行政區(qū)的中央政府集中采購機構,，也設有專門的公車租賃部門,，為特別行政區(qū)各機構所需的公務用車提供租賃服務,。
據(jù)香港特區(qū)政府公布的信息,，全港公務員近17萬人,，不過，香港特首加上終審法院的首席法官,、立法會主席,，全港享有專車待遇的公職人員僅20余名,。而且,，政府車隊規(guī)模越來越小，公車車號全部公開,。
趙勇同樣贊成取消一般公務用車，“但很顯然,，這是一個很遙遠的目標”,。在他看來,，既然在短時間內還取消不了公車,，就把所有公車的車門上都用醒目的油漆噴上具體的部門，比如“××部××司××處公務用車”,、“××部××局局長專用車”等等,，就像公檢法的車一樣，但要多噴幾個字,，要具體到使用單位,。
世界各國的經(jīng)驗表明，在所有監(jiān)督方式中,，公眾監(jiān)督是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方式。趙勇進一步表示,，通過公眾的監(jiān)督,，把公車私用這個口子給封死,，這樣一來，公車改革的阻力就會小很多,，下一步繼續(xù)改革直至取消一般公務用車就有希望了,。
此外，劉俊海還建議,，公車改革必須增加公車信息公開透明度,，以北京公車數(shù)量為例，權威媒體和政府公布的數(shù)據(jù)有差異,，究竟有多少輛公車很難說清楚,。他認為，控制公車消費,，應當嚴格采取政府采購制度,，而且優(yōu)先采購國貨,，并遵循儉樸,、實用的基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