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投資者和市場評論人士的目光都集中在宏觀經濟和金融風險：美國是否會經歷雙底衰退？歐洲主權債務問題是否將削弱歐元地位,？中國能否成功實施軟著陸？世界究竟走向通脹還是通縮,？
但在2011年第一季度，中東北非的動蕩浪潮,、北約對利比亞展開的軍事行動,、日本東北部毀滅性的地震和海嘯以及由此引發(fā)的福島核危機，這一系列出人意料,、極具破壞性的突發(fā)事件令之前所有問題都退居其次,。這些突發(fā)事件都是由經濟系統(tǒng)和金融市場之外的事件或力量所引發(fā)的外部沖擊，然而這種沖擊卻對全球經濟產生直接的影響：原油和天然氣價格大幅飆升,，全球制造業(yè)供應鏈遭到破壞,，風險溢價也因日趨緊張的地緣政治局勢而走高,。
在此之下,，一個自然而然的問題擺在我們面前：這些影響是否會令全球經濟風險失衡，從而實質性地改變我們對宏觀經濟做出的展望,。而問題的答案則取決于我們如何看待當前主要經濟體的經濟狀況及其各自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組合,。首先以美國為例。
美國經濟：風險與挑戰(zhàn)
表面上看,，有許多讓人樂觀的理由,，美國經濟正逐漸復蘇，制造業(yè)持續(xù)好轉(截至2月,，制造業(yè)已連續(xù)19個月增長),，出口穩(wěn)步增長(2010年增加21%)，長期居高不下的失業(yè)率也終于出現回落,，3月降至8.8%,，4個月下降了整整1個百分點。公司收入繼續(xù)強勁增長,，股市表現喜人：盡管上文提到的外部沖擊頻現,，但美股依然取得1998年以來最佳單季表現,，若以衡量小型股的羅素2000指數(Russell 2000 Index)而論，一季度末美股甚至逼近2007年創(chuàng)造的峰值,。
但是,，如果仔細研究美國經濟的背后，就不得不令人為其前景擔憂,。一般來說,，美國經濟面臨以下兩種風險：一種是由能源供應沖擊和政策阻力增強共同形成的外部風險；另一種是內部風險,，來自對近來經濟急速增長的成因的把握不定：美國經濟是否達到了“逃逸速度”,？是否已穩(wěn)步走上了能夠自我維持的復蘇之路？
在外部風險中,，近來持續(xù)飆升,、在13個交易日中就上漲了25%的油價顯然是一個威脅，如果這種價格持續(xù)下去,，我們不僅預計未來通脹壓力將更大,，需求也可能遭受嚴重破壞。據我們估算,，油價名義上漲20美元/桶,，美國經濟增長將降低0.4%。因此,，如果近期油價從70美元漲至110美元后長時間維持高位,，今年美國經濟增速大致降低0.8%。對于只有3.0%至3.5%的經濟增速來說,，這將是一個嚴重的拖累,。
再看其陰云籠罩下的財政政策。本月初,，面臨關門風險的美國政府在最后時刻艱難通過了預算案,，而接下來的挑戰(zhàn)便是路人皆知的針對提高14.3萬億美元公共債務上限所展開的政治爭論，美國政府最早將于5月面臨其債務超過當前的設定上限,。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美國似乎已經到了赤字支出的政治極限：即使按照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等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所建議的那樣，實施額外的財政刺激,，并取得了某些經濟成果,，美國民眾也會對不斷上升的國家債務越發(fā)擔心，政治家們也不會再對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提起興趣,。在削減開支,、增加稅收以及福利權益改革這些問題上，不論共和黨和民主黨最終爭論結果如何,，財政整頓都將是個重頭戲,。
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就成了最后一道防線，美聯(lián)儲主席伯南克對此心知肚明,。在將基準利率降至幾乎為零后,，美聯(lián)儲用兩輪量化寬松政策為市場提供了巨額流動性，這就產生了三種顯而易見的效果,。首先,，以美元定價的大宗商品價格和其他進口商品價格被推高，風險由通縮轉為通脹,；其次,，有助于美元貶值，使美國經濟在由消費轉為出口的過程中實現再平衡,；最后,，使美國國內資產價格上漲，啟動了“財富效應”：第二輪量化寬松政策(QE2)無疑推高了股票估值,，在去年8月26日伯南克在懷俄明州杰克遜霍爾(Jackson Hole)演講宣布QE2政策后,，它共上漲了3萬億美元，漲幅約27%,。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股票代表美國社會中上階層和富裕階層的大部分凈資產，但對占美國絕大多數的中產階級和低收入階層來說,，他們的大部分凈資產往往是房產,，而與股市相比，房地產市場從量化寬松政策中受益甚微,，不見起色的房價和居高不下的失業(yè)率持續(xù)拖累美國經濟,。
即使是刺激經濟復蘇的寬松貨幣政策也將很快隨著QE2于今年6月到期而面臨阻力。除非經濟增長出現顯著回落或失業(yè)率大幅回升,，伯南克不可能再實施第三輪量化寬松政策(QE3),。因此,，美聯(lián)儲只能寄希望于在更長一段時期內維持超低利率,。
(作者為博茂資產管理公司(Permal)主席兼首席執(zhí)行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