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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國際外匯市場上美元兌日元達到1:75.95，創(chuàng)出布雷頓體系崩潰,、主要國家貨幣實行浮動匯率以來的新高,。從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初露端倪那時開始，日元兌美元就開始走上了新一輪大漲小回的升值之路,，4年時間內日元升值幅度達到35%,。近期，歐債危機和美債風險相繼成為全球市場動蕩源頭,，日元再度展現(xiàn)急升走勢,，對外貿易占有重要地位的日本難以容忍日元過強，日本央行多次入市干預,，但這種單方面干預并未遏制日元升值之勢,，央行反而在其中遭到損失。
眼下日元的強勢,，并非因為日本經濟形勢好于美歐,，而是在全球市場動蕩下的避險資金回流日本所致。日本為全球主要的資本輸出國,，外部市場風險上升使大量日本投資者選擇日元回流,，從而推高日元匯率。目前日本官方外匯儲備為1.15萬億美元,，與此同時,，日本私人部門持有的外匯資產大約有5萬億美元，私人部門龐大的外匯資產中只要一小部分撤回本土,，就會形成日元升值的壓力,。
資金流動等因素影響可以解釋匯率的短期波動，但日元的長期持續(xù)升值則主要源于日本的獨特經濟結構,。日本經濟具有亞洲社會常見的高儲蓄特點,，即便是進入老齡化之后，高儲蓄現(xiàn)象仍然沒有消失,。日本政府財政狀況嚴峻,，公共債務/國內生產總值(GDP)比率超過220%，從表面上看,，其形勢比希臘,、意大利以及深受債務困擾的美國還要嚴重得多，但日本國債市場仍能維持著極低的利率,，政府高負債也沒有阻擋住日元持續(xù)的升值趨勢,，這是因為國內的高儲蓄為政府債務提供了融資,，與美國、希臘等國嚴重依賴外資為公共債務融資不同的是,，日本公共債務90%為國內投資者持有,。
高儲蓄的一個結果就是造就了日本長期的貿易順差國地位。1980年代末期日美構造協(xié)議以來,，日本企業(yè)為應對日元升值而掀起海外投資,，很多制造企業(yè)把產能轉向東南亞和中國，但這并沒有減少總體順差增長的勢頭,，日本與東南亞,、中國之間的貿易成為順差新的源頭。高儲蓄的另一個結果是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債權國,，從國際投資凈頭寸看,，日本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地位保持了20年，截至2010年底,，日本海外凈資產高達3.07萬億美元,。
長期的順差和債權國地位，說明日本內部需求不足,、儲蓄過多,，不得不向外輸出資本，這種在發(fā)達經濟體中比較特殊的現(xiàn)象,，構成了日元的長期升值壓力,，這就是為什么日元即便是在泡沫破滅之后“失去的20年”中，依然以升值為主要趨勢,。然而,，日元升值又反過來不受日本政府和工商界的歡迎，日本央行干預匯市次數很多,，而調控匯率的結果是順差進一步累積,，進一步增加升值的壓力，這構成了一種矛盾的循環(huán),。可以說,，日元在外匯市場的長期和短期表現(xiàn),，是日本國內經濟結構的一個外在表征，而日本政府及社會對日元匯率的態(tài)度又是其經濟發(fā)展思路的體現(xiàn),。
日元在過去20年來的表現(xiàn),，以及這種表現(xiàn)背后隱藏著問題，值得中國人思考,，其經驗教訓也值得中國人借鑒,。
長期以來,，日元升值被國內普遍認為是導致日本“失去的20年”的罪魁禍首，但這只是一種錯誤的成見,。1980年代中期美國與日本,、德國分別簽署了升值協(xié)議，日元和當時德國馬克都出現(xiàn)了升值走勢,，但德國經濟并未因此陷入停滯,。根據史料，當時日元升值并非完全受美國脅迫,，日元升值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主動,，且日本政府允許日元的升值幅度遠高于美國期望值，甚至一度還出現(xiàn)了七國集團(G7)聯(lián)合干預日元過快升值的行動,。其次,，正如后來我們看到的，日元的長期升值趨勢并未削弱日本出口競爭力,，貿易順差繼續(xù)有所擴大,，這與近年來人民幣升值而貿易順差迭創(chuàng)新高相類似。在內需不足的情況下,，順差就是一個必然結果,。
1980年代日元升值之后，日本經濟出現(xiàn)的正反兩方面問題可以給中國以一定的警示,。反的方面有兩點：一是日本政府為阻擋熱錢流入,，長期執(zhí)行低利率政策，催發(fā)了國內資產價格泡沫化,，最終泡沫的破裂毀滅了大量財富,，在國民之間制造了嚴重的代際不公平。2005年日本央行官員公開承認,，當年的低利率政策是一項錯誤的政策,。二是日本國內的結構改革進展有限，內需始終未能有效提升,，內部結構矛盾轉化為外部失衡的機制未能徹底切斷,。
正的方面是，日本企業(yè)在資產泡沫的壓力下,，比較成功地實現(xiàn)了產業(yè)升級,。泡沫導致私人部門運營成本高企，非核心制造業(yè)開始大量向外轉移,，日本企業(yè)在本國更加專注于核心業(yè)務的技術創(chuàng)新,，實現(xiàn)了經濟結構和產業(yè)結構的升級。同時，海外大量投資,，也使得1990年以來GDP口徑與國民生產總值（GNP）口徑計算的國民財富出現(xiàn)較大差異,，所謂失去的20年并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嚴重。
日本的經驗揭示,，一個高儲蓄率和生產效率增長速度較高的經濟體,，其貨幣升值壓力是一個難以被人為控制的長期過程。關鍵不是人為阻擋這種升值趨勢,，而是如何因勢利導趨利避害,。如果不能擴大消費內需，升值就成為必然,，升值不會制造泡沫,，抑制升值的不當低利率政策才是泡沫根源，當下我們最應該反思的就是這方面,。另一方面,，要將升值壓力轉化成產業(yè)升級的動力，如果刻意維護低水平出口競爭力,，遲遲不讓人民幣浮動,，那么不僅經濟內部失衡和外部摩擦難以解決，而且經濟轉型升級的向上動力被遏制,，進而陷入低水平發(fā)展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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