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蒲松齡的嫡系后裔中,，歷來有“長支藏書，次支藏像”的說法,，但蒲價人并非蒲氏嫡系后代,，這手稿是怎么到了他手中的呢？
《聊齋》手稿
建國初,，半部《聊齋》手稿從蒲價人后人手中面世,，后存于遼寧省圖書館。那么，是誰將手稿帶離淄川,，手稿何以又只有半部,，如今另半部手稿下落何在呢？
在蒲松齡的嫡系后裔中,，歷來有著“長支藏書,，次支藏像”的說法，但蒲價人并非蒲松齡的嫡系后代,。這手稿是怎么到了蒲價人手中的呢,？
當時蒲氏家族因創(chuàng)建聊齋祠堂，而將存于蒲松齡長支后代手中的手稿一直存放在“總管般陽路,，珍藏志異書”的聊齋祠堂(后稱蒲氏家祠)中,。1861年，淄博地區(qū)發(fā)起的最大的一次農(nóng)民起義劉德培起義爆發(fā),，兩年后,，清軍血洗了劉德培的根據(jù)地淄城，這里也是蒲氏家祠所在地,，參與劉德培起義的蒲氏長支蒲人芷及其家屬也死于這場戰(zhàn)斗,，再加上一把大火焚毀了聊齋祠堂,，使人們普遍認為蒲松齡留下的寶貴遺產(chǎn)已經(jīng)化為灰燼,。于是，有研究人員分析,，很可能是蒲人芷感到祠堂隨時面臨毀于戰(zhàn)火的巨大危險,，很有可能對聊齋祠堂中的重要藏品采取分散存藏措施，即選擇本族中部分為人可靠,、住處又較隱蔽的住戶,，每家代祠堂臨時保管數(shù)件藏品，等戰(zhàn)事結(jié)束再重新集中到聊齋祠堂中統(tǒng)一珍藏,。蒲價人代為收藏的,，大概就是他后來攜到沈陽的《聊齋》手稿等三件珍品。
蒲價人的叔父蒲國標無子嗣,，需從族人中選后嗣,，他集資開鉛礦發(fā)了財，選誰為嗣就意味著會留給誰一筆巨額財產(chǎn),。蒲價人有四個兒子,，一家人滿以為這位胞叔會從中選一個為嗣孫，然而,，胞叔卻過繼了自己已故叔父蒲蕊之孫蒲僩人為嗣,。蒲價人擔心妻子為爭奪繼承權(quán)而與族人發(fā)生爭執(zhí)，攜家出走，而持有《聊齋》手稿才是蒲價人出走的更為重要的原因,。
蒲價人一家三代,，輾轉(zhuǎn)山東淄川和遼寧沈陽、西豐三地,，家藏《聊齋》手稿達85年之久,。蒲價人為了保護好手中的三件聊齋文物，毅然棄絕了名利科舉之途,，也放棄了旅游觀光的舊日癖好,，整個后半生默默地混跡于下層社會三教九流之中，從此不與官場和社會名流交接,，的確做到了嚴守秘密,、不動聲色地度過了數(shù)十年平平淡淡的小市民人生，將三件聊齋文物毫發(fā)無損地傳給自己的后人繼續(xù)珍藏,，最終從孫子蒲文珊手中將半部手稿交給了國家,。
考《蒲氏世譜》可知，蒲文珊為蒲松齡的十世族孫,，喜歡讀書,，對《聊齋》手稿的珍視勝過其父。1931年,，奉天省圖書館館長袁金鎧得知手稿之事,，遂商借選印，手稿便存入奉天銀行保管,。由于“九一八”事變,，到1933年夏，共選出有王士禎評語的14篇,，刻印本未收入的10篇共24篇,，題為《選印聊齋志異原稿》刊印。此時,，已任偽滿洲國參議的袁金鎧與偽滿奉天中央銀行行長陳漱六,，提出欲購買手稿。此前即有日本駐偽滿洲國的領(lǐng)事官員也曾以威脅利誘手法欲得到手稿,。蒲文珊嚴尊祖訓(xùn),，不為利害所動。在給袁金鎧的信中他寫道：“先祖遺墨,，僅此稿幸存,，雖有欲購者，但貧不賣書,，古訓(xùn)昭然,，又何忍負先世保存之苦心也。……”以此向袁金鎧表明了自己決不出賣手稿的態(tài)度,，從而將手稿取回,。
蒲文珊為確保手稿安全，于居室北炕西墻開一小門,，門前置一大衣柜,，柜內(nèi)設(shè)活板通此室。手稿則盛于漆木匣內(nèi)秘藏其中,，家人不得擅入其內(nèi),。甭說局外人無法知道手稿的情況，就連其子女也不知詳情,。
1948年冬,，遼寧西豐縣開展土地改革運動，農(nóng)會干部到蒲文珊家中挖浮財,，半部《聊齋》手稿也與挖到的浮財一起被拉到農(nóng)會辦公室,，扔到舊書堆里準備用來燒炕取暖。這書被縣政府秘書劉伯濤偶然看到,，遂得救,。1951年春，西豐縣政府將兩函四冊《聊齋》原稿送到東北人民政府文化處,，入藏遼寧省圖書館,。經(jīng)專家鑒定，兩函四冊是四函八冊原稿中的一,、三,、四、七冊,，共收入234篇，比刻印本多23篇,，是極為珍貴的《聊齋》定稿本,。
《聊齋》的另外半部手稿到底流落到何方去了呢？
史學(xué)界存在兩種說法：一種說法認為“虎將軍”依克唐阿在借到下半部三四函的二,、五,、六、八冊后,，于1899年3月在北京病逝,，接著八國聯(lián)軍侵占北京，下半部手稿在這時被外國人搶去,，流落國外,。1934年(民國二十三年)，《北平晨報》曾報道說：“蘇聯(lián)科學(xué)院遠東分院圖書館藏有蒲留仙《聊齋志異》原稿四十六卷�,！�1941年偽滿報紙《盛京時報》曾援引德國的一則消息：“《聊齋志異》部分原稿48卷現(xiàn)存柏林博物館,。”
另一種說法認為,，依克唐阿1899年去世后,，手稿被軍閥張宗昌購得。張宗昌生前曾囑托他的管家,，萬一情況有變,，務(wù)必將他所存《聊齋》手稿交給一位可靠文化人。張宗昌遇刺身亡后,，他的管家想到與他同鄉(xiāng)的王森然是位教書的文化人,，于是便將此手稿交給了王森然。王森然把手稿藏在平安里以西北興胡同8號舊宅墻里,。十年浩劫期間,，他家先后被抄過8次。最早于1966年8月的一天,，管片民警王連生來王家報信說造反派要來抄家,，叫王森然把最貴重的東西先交給他保存。王森然家藏古畫,、古籍不少,，但他認為最珍貴的當屬這半部手稿，于是,，他就將手稿交給了王連生,。誰知這位民警并不認為這幾本舊書有什么價值，便將其交給了街上收舊書報的,。從此,，這部分《聊齋》手稿銷聲匿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