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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冀朝鼎
出版：商務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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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后來成為我國著名經濟學家的冀朝鼎用英文完成了畢業(yè)論文《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qū)與水利事業(yè)的發(fā)展》（本次商務版刪減了原名）,，此作奠定了冀朝鼎的學術聲譽根基,。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李約瑟評價說“也許是迄今為止任何西文書籍中有關中國歷史發(fā)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
水是人類文明的基礎,，當然也是中華經濟歷史發(fā)展的重要紐帶,。在這本著作中,，冀朝鼎論證了中國統一與分裂的經濟基礎和地方區(qū)劃的地理基礎,，辯證地闡述了海河流域的開發(fā),，黃河流域的土壤侵蝕，江南圍田的利用及山區(qū)土地的利用等,，并以中國統一與分裂作為研究對象,，開拓性地提出了“基本經濟區(qū)”這個重要概念：其農業(yè)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對于提供貢納谷物來說,，比其他地區(qū)要優(yōu)越得多,，以致不管是哪個集團，只要控制了這一地區(qū),，就有可能統一全中國,。
水利的“杠桿效應”
歷史上，水依次主要表現為三大功能,，一是人畜飲用,，二是農田灌溉，三是交通運輸,。至少在19世紀中葉西方堅船利炮轟開大清國門之前,，農業(yè)生產一直是歷朝歷代“政治與軍事力量的衡量尺度”。越是傳統的農耕活動越得看天吃飯,，對于水以及水利的依賴也就越高,。正因如此，中華文明的水利發(fā)展歷程,，與農業(yè)發(fā)展史息息相關。在長期的農業(yè)時代,，農業(yè)當仁不讓地扮演著社會經濟主力軍角色,，因此，水以及水利的變遷實際與社會經濟發(fā)展密切相關,。
冀朝鼎將從公元前255年至公元1842年的中國經濟史劃分為五個時期：公元前255年至公元220年的秦漢兩代第一個統一與和平時期,。那時，以涇水,、渭水,、汾水和黃河下游為其基本經濟區(qū)。220年至589年的三國,、晉,、南北朝，是第一個分裂與斗爭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因為灌溉與防洪事業(yè)的發(fā)展，四川與長江下游逐漸得到開發(fā),，因而出現了一個能與前一時期的基本經濟區(qū)所具有的優(yōu)勢相抗衡的重要農業(yè)生產區(qū),。589年至907年的隋唐,，是第二個統一與和平時期。此時長江流域取得了基本經濟區(qū)的地位,，大運河也得到了迅速發(fā)展,，將首都與基本經濟區(qū)連接起來了。907年至1280年的五代,、宋,、遼、金,，是第二個分裂與斗爭時期,，長江流域作為中國顯著的基本經濟區(qū)有了進一步充分發(fā)展。元,、明,、清三代，則是第三個統一與和平時期,，統治者們對于首都與基本經濟區(qū)相距太遠而犯愁,，多次想把海河流域發(fā)展成為基本經濟區(qū)。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冀朝鼎從歷史分合規(guī)律中發(fā)現了水利的“杠桿效應”。統一與和平時期,，水利建設在地理上與統治集團較近,，或便利交通有助于統治集團集中資源，農業(yè)中心的發(fā)展有助于鞏固統治利益,。如秦通過改造涇水,、渭水發(fā)展關中農業(yè)。隋唐包括元,、明,、清，其政治中心雖居北方,，但發(fā)達的運河交通,，將長江與黃河地區(qū)的農業(yè)經濟匯成一片，方便資源集中,。相比之下,，分裂與斗爭時期，常常是遠離中央的地方得益于水利建設,，農業(yè)經濟發(fā)展較快,，終有實力同中央集權掰手腕。如蜀國地處四川盆地,，水源充足,，農業(yè)發(fā)達,，地理上又易守難攻，所以面對兵強馬壯的蜀國,，魏國頗費周章,。
正是由于一些地方水利蓬勃發(fā)展，為基本經濟區(qū)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從而有機會撬動既有力量格局,，至而影響中國的分離與統一�,；蛘哒f,，誰掌握了這些基本經濟區(qū)，誰就擁有統一中國的潛在實力,。
水利被權力化后的角力
《呂氏春秋·慎人》曾曰：“掘地財,，取水利”。東漢高誘對“水利”二字的注釋為“濯灌”,。不難看出,，水利最初僅是表達灌溉之意。灌溉受制于水源供給,，而水源總量有限,，矛盾在所難免，中外歷史上均不乏因水源爭奪而引發(fā)的“水戰(zhàn)爭”案例,。
雖然江河湖泊為中華文明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但冀朝鼎研究發(fā)現，同為水利,，西北的水利更多突出農業(yè)灌溉功能,，而黃河、淮河和長江中下游的水利,，大都以防治水患為主。
黃河是中華文明的母親河,。據考證,，自“從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2155年間，大水災就發(fā)生了1029次,，幾乎每兩年就有一次”,。而“明代時大河（黃河）北決者有14次，南決者5次,。清順治康熙以來,，黃河北決者19次，南決者11次”,。錢穆先生發(fā)現,，“黃河的大水患多在宋以后”,，之所以經常潰決，權因“不能按其自然趨勢以定流向”,。
實際上,，屢遭黃河水患之苦的歷代百姓，多次興修水利,，試圖治理水患,，但在河道走向上的探索頗多曲折，這既有對自然認知的局限性,，也有夾雜進戰(zhàn)略這樣的軍事意圖,。宋仁宗八年，商胡決河后分成東,、北兩支,。對此，“宋代人主張河水東流,，可作防敵的國防線,，北流則流經契丹，認為對宋不利”,。
歷史戰(zhàn)爭中的水元素比比皆是,。《三國演義》中,，諸葛亮之所以揮淚斬馬謖,，就因為馬未服膺其計，失去了水源控制權終致兵敗,。類似把水當成戰(zhàn)爭武器的現象屢見不鮮,，最為常見的諸如大小城鎮(zhèn)必依城墻而挖的護城河。戰(zhàn)國時期的鄭國渠雖為秦國在諸強中率先強大作出重大貢獻,，但此工程初衷原不過是韓國的“疲秦”大計,。
知名史前史考古學教授、英國最高學術機構不列顛學術院院士的史蒂文·米森通過考察發(fā)現,，水在人類歷史上實已被“權力化”：統治集團以此來強化統治力量,，上層社會以此來突出地位，強國借助水利贏得戰(zhàn)爭,。
水一旦被“權力化”,，自然會開發(fā)出許多用來制衡敵方的新功能。水利于是不再僅具促進社會經濟建設的和平意義,，同時兼具抗衡敵國的軍事使命,。興修水利也不再只是單純有益于百姓的大好事，因為水利工程過多過濫，必定會加重百姓負擔,，當負擔不斷累積而無法釋放時,，自然對統治者構成威脅�,！八茌d舟,，亦能覆舟”，便是此道,。
應“水”而生的經濟區(qū)
按錢穆先生的看法,，“中國人是全世界最早懂得水利的民族”。冀朝鼎認為,，“在中國的每個地方,，灌溉是集約農業(yè)不可缺少的條件，在此基礎上,，便確立了中國的農業(yè)社會”,。在這一方面，中國歷史上留下了鄭國渠,、都江堰等著名水利工程,。不過，對久負盛名的大禹治水傳說,，冀朝鼎經過嚴謹考證后認為,，只是個被反復移植拔高了的民間傳說。這個傳說之所以為歷代所篤信,，主要在于統治者“認為中國水利事業(yè)的開端,，要歸功于一個英雄神靈的傳遞和他的自我犧牲的活動”。在農耕時代,，興修水利雖然大有裨益,，但這樣龐大的工程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力和長時間投入，這勢必影響百姓群體的切身利益,，特別是封建統治的穩(wěn)定,。大禹傳說的存在，就像是統治者為水利工程尋找到來自“天命”的正當依據,。
治住了水,，農業(yè)發(fā)展便有了較好的根基。農業(yè)發(fā)展有了基礎,，地方經濟自然插上了“騰飛的翅膀”。正因如此,，無論是位居高堂之上的明君,，還是達官賢臣，對于興修水利的重要性與必要性認識極其深刻。絕大多數水利工程建成后,，不僅使百姓大大減少水患影響,，還帶來了農作物經濟的蓬勃發(fā)展。兩漢時期興修了大量水利工程,，如黃河流域以營建灌溉渠系為主,，著名工程有六輔渠、白渠,、龍首,、芍陂渠等；江淮,、江漢之間以修治天然陂池為主,，著名工程有六門陂；東南以排水筑堤,、變濕淤之地為良田為主,，著名工程有鑒湖等。這些工程使農業(yè)受益匪淺,。西漢南陽太守召信臣率眾在漢水北部的一條大支流上建成一座水庫,，灌溉面積“總計有二萬頃”；建安四年,，廣陵太守陳登“建造了一個陂塘”,，“可以灌溉一萬余頃田地”……
應“水”而生的本質是順勢而為，在認識自然中順應與改造自然,，這是中國歷史經濟發(fā)展的重要特點,，也是大多數朝代賴以發(fā)展壯大的重要表征。隋唐接力建設運河,，并派生出漕運和依運河而建的糧食儲備制度,，至于水上交通運輸更不必贅言。顯而易見,，明朝的“海禁”當屬違背用水規(guī)律的反例,。
回溯中華歷史，水利之于冀朝鼎筆下的基本經濟區(qū)不單局限于經濟學范疇,，更像是一部治世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