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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顥 （不丹）卡瑪·尤拉
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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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約瑟夫·Ｅ·斯蒂格利茨 （印）阿瑪蒂亞·森
（法）讓·保羅·菲圖西
出版社：新華出版社 |
2008年2月,，法國政府設立了“經濟發(fā)現(xiàn)與社會進步衡量委員會”委員會,，邀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Ｅ·斯蒂格利茨、阿瑪蒂亞·森,，和巴黎政治學院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法國總統(tǒng)薩科齊的經濟顧問讓·保羅·菲圖西三人共同擔綱，組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肯尼思·阿羅,、著名政治學家羅伯特·普特南等數十位多國專家學者參與課題研究,。該委員會歷時一年半,，向法國政府和全世界公布了政策分析報告。報告從GDP標準的缺陷,、生活質量和可持續(xù)發(fā)展與環(huán)境三方面,，提出GDP作為一個經濟表現(xiàn)和社會進步指標的重大缺陷,，建議對GDP的算法予以調整,，用“國民幸福指數”（GNH）取代GDP。
斯蒂格利茨·森·菲圖西委員會提交的報告,，此前曾摘編為《對我們生活的誤測：為什么GDP增長不等于社會進步》一書,，今年1月由新華出版社引進發(fā)行簡體中文版本。這本書在我國國內出版后,，一段時期內并沒有引起公眾關注,，銷量慘淡，堪稱“超級冷門書”,，與此書其他語言版本在歐美多個國家引起的反響對比,，反差實在太過強烈。
問題是,，斯蒂格利茨·森·菲圖西委員會報告以及《對我們生活的誤測：為什么GDP增長不等于社會進步》所指的問題,，即近乎神化的“GDP崇拜”，在我國表現(xiàn)十分突出,，而“國民幸�,！币彩墙陙韨涫荜P注的熱門話題。前述報告和圖書“遇冷”的現(xiàn)象,，從深層次折射出,，包括許多政府官員在內的中國讀者，對檢討反思“GDP崇拜”,、討論“國民幸�,！贝嬖诟畹俟痰囊庾R排斥，即便接受字面上的話題討論,，也只愿意以自己習慣和熟悉的詞匯,、路徑、邏輯去循環(huán)論證（以舊識舊）,。
《對我們生活的誤測：為什么GDP增長不等于社會進步》的冷門命運,，隨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的公開推薦,，而得以徹底改變,，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迅速成為廣東乃至全國范圍內銷量驚人的熱門圖書,。汪洋履職廣東以來,，積極推進珠三角產業(yè)轉型升級,，曾大力鼓呼思想解放，親自踐行示范不走過場的“網絡問政”,，還致力于彌補廣東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在社會建設,、公共福利等方面留下的巨大欠賬——這些與斯蒂格利茨·森·菲圖西委員會報告的許多建設性觀點達成了高度一致。
但仍需指出的是,，由于《對我們生活的誤測：為什么GDP增長不等于社會進步》本身是斯蒂格利茨·森·菲圖西委員會報告的摘要版本,，敘述籠統(tǒng)，專業(yè)性較強,，許多概念和表述未得以分解闡述,，這就給因為汪洋推薦而購買、閱讀此書的黨政干部和媒體人士帶來了一定的理解障礙,。事實上,，汪洋在推薦此書的信中就曾談及，《對我們生活的誤測：為什么GDP增長不等于社會進步》一書“一些專業(yè)性較強的部分,，可在閱讀中從略”,。
北京大學出版社新近出版了由國內知名傳媒人沈顥和全球國民幸福指數研究權威、不丹研究院院長卡瑪·尤拉聯(lián)合主編的《國民幸福：一個國家發(fā)展的指標體系》一書,�,！秶裥腋！愤@本書,，延續(xù)和細化了斯蒂格利茨·森·菲圖西委員會報告提出的討論,。
書中收入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和清華大學教授胡鞍鋼的文章，對中國讀者如何看待斯蒂格利茨·森·菲圖西委員會報告等來源的建議,、如何編制中國的生活質量指標體系,、怎樣增強國民幸福指數編制和運作的可操作性等基本問題，提出了翔實可行的建議,。王紹光教授在文章中指出,，不宜夸大國民幸福指數的效用和意義，很大程度上,，國民幸福指數只是對幸福的諸多想象之一,，如果不納入人們對幸福的主觀感受，就跟現(xiàn)在的GDP體系沒有區(qū)別,，但一旦予以納入,，政府也可以很輕易的弄出一套東西來粉飾太平，譬如,，中國對外國的報道,，不講第一世界，只講第三世界，中國人的幸福感指數馬上就會提高,。在他看來,，主觀性極強的國民幸福指數最重要的是參照系，人的參照系是受信息量,、受信息來源決定的,。而胡鞍鋼教授則建議，要允許地方政府自行界定幸福指數,，允許各地開展公共服務競賽,、幸福競賽（一如以前的GDP增長競賽）。
《國民幸�,！芬粫珍浀拿绹浾邌獭どw特納撰寫的文章,，則有助于國內讀者更為客觀冷靜的評價斯蒂格利茨·森·菲圖西委員會報告,、《對我們生活的誤測：為什么GDP增長不等于社會進步》,。喬·蓋特納介紹了斯蒂格利茨·森·菲圖西委員會報告提出的評估指標引起的內外部爭議，包括阿瑪蒂亞·森在內的一些經濟學家就表示,，對試圖描述人類幸福程度的統(tǒng)計數據的價值持保留態(tài)度,。更棘手的是，如果全面更新經濟評價標準,，環(huán)境指標和幸福感指標可能在一些國家內部造成較大的政治混亂,，并且，由于斯蒂格利茨·森·菲圖西委員會報告提出的標準過多過繁且許多內容相互沖突,，“評估系統(tǒng)的使用者就可以隨意選擇他們的進步道路……可能會讓我們陷入西蒙·庫茲涅茨在制定國家經濟評估方法時所陷入的境地——我們面對各種各樣的數據,，卻沒有一條一以貫之的線索�,！�
值得一提的是,，《國民幸福》這本書拿出很大的篇幅來登載卡瑪·尤拉撰寫的《國民幸福指數在不丹》一文,。這篇文章全面闡釋了不丹在全球率先創(chuàng)設國民幸福指數的原因,，對不丹文化、歷史傳統(tǒng)與國民幸福指數一脈相承的關系進行了解讀,，歸納了不丹此方面政策實踐的經驗,，印證出國民幸福指數編制兼顧前瞻視野與因地制宜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