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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5月以來,，內外需疲軟態(tài)勢進一步顯現(xiàn),。為防范經濟增速進一步下滑風險，一些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加速啟動,，據(jù)媒體報道,，一些下半年的項目被提前到上半年，穩(wěn)增長政策開始加碼,。
根據(jù)世行測算,，改革開放30年中國年均9.8%的增長率，除了有2至4個百分點是全要素生產率貢獻外,，其余6至8個百分點來自于投資貢獻,。投資率如此之高，與我國長期資本利用率低,、需要更多資本注入有很大關系,。這些年來，由于投資的宏觀收益下降，實現(xiàn)高增長必須依賴更高的投資比率,，然而,，投資主導的增長模式直接導致的是產能過剩和結構性錯配。高投資不僅造成投資消費失衡,，加劇產能過剩,，也不可避免地與高風險相伴，“投資—債務—信貸”正在形成一個相互加強的風險循環(huán),。如果產能擴張是建立在信用擴張基礎上,，生產過剩危機就必然會引起非常大的金融風險。
近兩年投資迅速增長,，資金主要來自銀行信貸,，導致銀行貸款規(guī)模急劇擴張，帶來銀行資本充足率和資產質量下降等一系列問題,；同時,，銀行體系的貨幣創(chuàng)造功能衍生的巨額流動性，也成為滋生房地產資產價格膨脹,、通貨膨脹和債務膨脹的誘因,。
無法遏制的投資沖動也導致巨大的地方債務風險。由于對經濟增長的“膜拜”,，投資自然對地方政府有極大的激勵作用,，無論是土地財政還是地方融資平臺，其最后的去向都是進行基礎設施及相關產業(yè)投資,。許多地方政府不惜突破規(guī)劃,，過度負債經營。金融危機期間,，為刺激經濟而采取的積極財政政策,，使得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規(guī)模大幅擴張，數(shù)量從2008年的2000個左右升至目前的1萬個左右,。與此同時,，在地方政府投資沖動和巨額債務壓力下，地方融資平臺債務急速膨脹,，而其中銀行業(yè)承擔了大部分融資責任,。由于大量的資金被配置到效益較低的項目中，杠桿率高,、現(xiàn)金流不足以及貸款集中度風險變得越發(fā)突出,。
控制不了投資擴張和項目投資沖動，就很難控制銀行信貸,。目前預計,，包括高速公路、高鐵等在內的在建投資項目計劃總投資數(shù)額可能巨大，投資的粗放擴張必然導致銀行資產負債表再度膨脹,，投資貸款,、各地方融資平臺沉淀的巨額債務，以及通過銀信合作流向“表外”的信貸,，都可能潛藏較大的不良資產風險,，增加金融業(yè)系統(tǒng)脆弱性，這可能在未來幾年帶來新一輪銀行不良資產上升,。
當前,，面對經濟下行的趨勢，穩(wěn)增長政策不應著眼于做加法,，靠財政杠桿啟動大規(guī)模投資,。實際上，財政刺激更應該做減法,，要從總量上降低稅負成本,，刺激微觀主體的經濟活力。以減保增,、以減促加,，才可能避免陷入新的“風險循環(huá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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