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時間,，有關宏觀稅負的報道引起了廣泛關注,，也掀起了一場中國的宏觀稅負到底高不高的爭論。先是一名學者認為“我國上半年宏觀稅負達到44%”,，迅速吸引了公眾的眼球;接著另一則報道認為,，我國人均宏觀稅負已高達6338元,，其中，北京,、上海,、天津“名列前茅”,分別達到20347.8元、19192.8元和17993.5元,。網(wǎng)友吐槽說,，按照這個標準,，自己的生活簡直就是“一個饅頭半個稅”。
到底應當如何來看待我國的宏觀稅負問題?宏觀稅負到底應當按稅收與人口的比重來衡量呢,，還是應當按稅收與GDP的比重來衡量?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孤立地談論和講座宏觀稅負問題，一定會出現(xiàn)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現(xiàn)象,，也很難客觀地評價和判斷出我國宏觀稅負高不高的問題。
宏觀稅負只是企業(yè)和民眾負擔重不重的一個方面,，而且,，在分配制度科學、合理的環(huán)境下,，宏觀稅負重也未必實際負擔重,。相反，宏觀稅負輕,，也不代表企業(yè)和民眾的實際負擔輕,。尤其是社會福利好的國家，宏觀稅負重反而會使社會財富的分配更加公平,、更加科學,、更加合理。
相關專家認為,，國際上對宏觀稅負的計算,，分為“窄口徑”和“寬口徑”兩種方式。其中,，“寬口徑”包括稅收收入和非稅收入在內的全部政府性收入,，然后再與GDP進行比較。而我國的“寬口徑”收入主要包括公共財政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和社會保險基金收入等四個部分，由此得出的宏觀稅為35%,，低于很多發(fā)達國家，特別是法國的44%,。
這是否就意味著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不高,、企業(yè)和民眾的負擔不重呢?不能這樣看。對中國的企業(yè)和民眾來說,，除了直接的稅收負擔之外,，其他方面的負擔也不能不考慮、不能不引起重視,。同時,，稅收的使用效率和公共化程度,、社會福利程度等，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
就間接負擔來看,，除直接的稅收之外，看不見,、摸不著,、感受得到的負擔，如各種黑色收入,、灰色收入,、腐敗收入等，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雖然說每個國家都有類似的收入現(xiàn)象存在,，但是，嚴重程度不同,，對企業(yè)和公眾的影響也不同,。我國在這方面的問題還是比較突出的，體制內,、體制外,、法內、法外的各種非稅收性收入,，應當不是一個小數(shù)目,。別的不說，開發(fā)企業(yè)透露的開發(fā)利潤的一半被政府部門拿走,，可能就大多不在宏觀稅負所確定的范圍之內,。而企業(yè)的偷漏稅、未納入到稅收征管范圍的收入,、腐敗收入等,，也都游離于制度之外，游離于宏觀稅負之外,。尤其是腐敗收入,，每查出一起案件，數(shù)千萬,、上億,、幾億已成家常便飯。同時,，政府部門轉嫁于企業(yè)的各種吃喝玩樂費用,，也是一個不小的數(shù)目。到底有多少游離于制度之外的類似收入,，可能不能不與企業(yè)和民眾的負擔聯(lián)系起來,。
不僅如此,，近年來，在金融企業(yè)的壟斷下,，企業(yè)的融資負擔不斷上升,，多數(shù)企業(yè)，特別是中小企業(yè)的負擔都超過了10%,，有的甚至高達15%以上,，也不能不說是宏觀負擔的重要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財政收入的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企業(yè)和居民支出成本快速增長的基礎之上的,。尤其是“土地財政”的大規(guī)模擴張,，不僅使宏觀稅負出現(xiàn)了快速加重，而且讓企業(yè)和群眾的支出負擔快速加重,，尤其是房價,，多數(shù)城市都上漲了四五倍。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只看宏觀稅負,，可能就比較教條了。
假設以上這些條件都不成立,，或者說都不存在任何問題,，而只有直接的宏觀稅負，亦即相關人士所認定的負擔率只有35%,，但這些稅收提供社會公共服務,、公共福利的效率，以及社會公共服務體系的建設,、社會福利水平等,，也應當是考量宏觀稅負高不高非常重要的方面。要知道,，如果社會公共服務,、社會福利等水平較低，稅收中用于這些方面的比重過低,，宏觀稅負的比較也就失去了意義,。
看我國的宏觀稅負高不高，不能就數(shù)據(jù)論數(shù)據(jù),，也不應將稅收和人口進行簡單比較，而應當全面分析,，綜合考量,，既要看到數(shù)據(jù)上的問題,，更要看到數(shù)據(jù)之外的問題，包括直接的和間接的負擔,、顯性的和隱性的負擔,、稅收使用的公共性、社會公共服務和福利水平等,。只有這樣,，才能對宏觀稅負的高低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