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準備金率是貨幣政策的重要調節(jié)杠桿之一,，去年連續(xù)上調到歷史高位21.5%,，直至年終，央行開始下調0.5個百分點，近日再降0.5個百分點,，預計年內將下調到19%以下。
政府如人,，政策的調控行為也有重復性和連貫性,，在一個相對可比的時期內，調控風格是有跡可循的,。中國的中央銀行體系是在1992年后才著手建立,，1998-2003年間，即朱钅容基總理主政時期,，廣義貨幣量（M-2）的增長速度較慢,，最高也未超過14%，同期的銀行存款準備金率也較低,，最高8%,，最低6%；2003年至今,，即溫家寶總理主政時期,，廣義貨幣量的增速在14%以下的月度很少，但有連續(xù)3個月達到29%以上,，2009年全年平均高達27.59%,。與此同時，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也是一路走高,，從最低7%到去年最高21.5%,，這兩個指標的走勢基本上保持同步性。本文暫不討論廣義貨幣量與存款準備金這兩個指標之間的相關性,，但二者同為貨幣政策調控工具,，央行決策行為的協同性是必然存在的。所謂協同性,，就是一個習慣動作連著另外一個,，這種關聯性常被人們忽視。
在朱總理主政時期，相對較低的貨幣量增長速度伴隨著6-8%的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在溫總理主政時期,，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在應對金融海嘯期間最低也達13.5%。在這里,，我們可以簡單概括出兩種協同操作模式：其一是“雙低”,，貨幣量增速和存款準備金率都比較低；其二為“雙高”,，貨幣量增速和存款準備金率都比較高,。在這兩種調控模式之下，實際貨幣流通量的增長相差不多,，所以在兩位總理的任期內,，貨幣政策的調控風格保持了應有的連貫性。由此推論,，若要保持貨幣政策的調控風格不變,，貨幣量增速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也應降低,，二者應協同操作以求和諧,，不能只動一邊，不管另一邊,，否則就會失去調控政策的協同性和連貫性,。從這個角度看，去年的貨幣量增速一路下調,，從19%下調到13%,，與此同時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卻一路上調，二者呈反向操作,，這應視為貨幣政策調控的“變異行為”,。今年央行確定的貨幣量增長目標是14%，似乎是要回歸到朱總理主政時期的風格,，由此推論,，要保持貨幣政策的協同性，存款準備金率也將逐漸回調到較低的水平,。
宏觀調控政策的經濟合理性在于逆周期調節(jié),，雪中送炭，水來土屯,，與經濟的周期波動逆向反應,，意在“熨平”經濟周期。如果是順周期調節(jié),，火上澆油,，政策調控就不僅不會“熨平”經濟周期,，反而可能加劇周期波動的震蕩。2007年末,，即將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已山雨欲來風滿樓了,，貨幣政策不僅沒有適度放松，反而突然收緊,，這等于是在國民經濟急速下行的前夜做出了順周期調節(jié),，就像被泥石流或龍卷風尾隨的汽車突然踩了急剎車一樣，股市立即做出了反應,，滬綜指急轉直下如自由落體,，從6124點一路下跌到1700點之下，放大了市場的恐慌情緒,。好在央行及時做出了補救,，亡羊補牢猶未為晚，中國貨幣政策的收緊迅速轉為適度寬松,，再從適度寬松升級為極度寬松，中國經濟才有了2009年的經濟復蘇,，使中國在全球金融海嘯之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從協同性的角度看貨幣政策的調控，未來的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將逐漸回調到相對合理的水平上,，漲則連漲,，跌則連跌，這也是一種協同性的操作,。換一個角度從宏觀經濟“軟著陸”的目標看,，銀行存款準備金率的平穩(wěn)下調也是必要的。貨幣量的增長相當于貨幣的“批發(fā)”,，商業(yè)銀行的信貸規(guī)模增長相當于貨幣的“零售”,，在多數情況下，二者之間的同步相關性較強,。所以,，一旦選擇了較低的廣義貨幣量的增長目標，一邊逐漸調低貨幣量的增速,，另一邊逐漸調低存款準備金率,，這將是未來央行貨幣政策調控可預期的穩(wěn)健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