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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與傳媒的時代讓一些一貫穩(wěn)重、善良而正直的人們困惑了,。有人被莫名其妙地傳播了“謠言”,，有人受到“無端的”攻擊，有人被媒體“騷擾”,，同時,，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卻在“嘩眾取寵”之中一躍而成為名人。
面對這種種“亂象”,，謹守傳統價值觀的人們看不下去了,。于是，著名導演開始破口大罵,，著名教授變得歇斯底里,，著名作家怒不可遏,。更有某國政要，因為媒體說了一些不利于他的話,，竟然通知媒體“到我的辦公室來開會”,。筆者絲毫沒有反對有關當事人自主維權的意思，只是,，我認為在我國這樣一個處于轉型期的社會中,，面對信息網絡的開放性，一些人——尤其是某些所謂的“精英人士”——明顯地缺乏對媒體的理解,、寬容和耐性,，這些人在思想上似乎并未認識到言論公開對于社會健康發(fā)展（包括促進他們個人自身利益）的重要意義；從他們對于事關自身名利的事件的反應中,，我們看不到他們對于言論自由的認同,、尊重、支持或自覺維護,。
有人說,，言論自由應當是指對于真實的、正確的或善意言論的保護,；如果一個人的話是錯誤的,、虛假的，甚至含有惡意,，我們怎么能保護它呢,？這種貌似有理的觀點恰恰是不正確的。言論自由系指對于所有言論的保護,，無論它是正確的,、錯誤的；善意的,、惡意的,；真實的、虛假的,，或者“不錯也不對的”,。總之,，在現代社會中,，在原則上，除了少數例外（如支持納粹等錯誤的政治言論,，宣揚淫穢,、色情、暴力的言論,，人身侮辱,、誹謗等）,，任何言論都應予以同等保護；尤其是對負面的和猜測性言論的保護,，可以作為檢驗一個社會開放與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
名人受了“委屈”，有人對此忿忿不平,�,？墒牵S多事例表明,，“委屈”往往并不是委屈,，正所謂“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墻”，“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傳言常常不過是“冰山之一角”。筆者還記得,，許多年前,，有過這樣一則報道：在中國足協的一次新聞發(fā)布會上，有記者追問足協官員對于“腐敗與賭球”等傳言的看法,，得到的是足協官員的嚴厲質問：“你有什么證據,？”該官員似乎忘記了，尋找證據正是官員本人的職責,。如今,，中國足球協會已經大面積地陷落于司法調查和審判了。
名人具有尊重媒體的特殊社會義務,。即使依照傳統價值觀來看,，這種義務也是存在的。道理很簡單：名人受益于媒體,，而且名人常常會大大受益于媒體的“過譽之詞”,。名人們需要捫心自問：當媒體稱贊你時，你是否都受之無愧呢,？你有沒有對于別人的奉承“忿忿不平”過呢,？你可否曾經為此發(fā)布過“緊急澄清聲明”呢？你對于贊美的推卻和對于詆毀的反擊是否一樣地高調呢,？如果答案是“否”的話，那么,，下一次,，就請不要再對別人的質疑表現得那么“義憤填膺”、急不可耐,、意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了,，這種貌似“正直”的姿態(tài)其實完全夠不上正直,。公眾論壇不會永遠按照你的個人愿望來塑造你自己的形象，記者們不會總是在你需要他們的時候呼之即來,，也不一定會在你不需要他們的時候揮之即去,。一個社會有其實行正義的特定方式。有些人把公眾輿論謾罵得一文不值,，其實是他們自己的心中藏有魔鬼,。他們高唱言論自由，而當言論自由來到他們身邊時,，他們卻像自稱喜歡龍的葉公那樣被嚇跑了,。
盡管需要假托民諺或童謠來傳遞民意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言論自由制度卻是一項脆弱的,、很容易遭到破壞和很不容易確立的社會規(guī)則,。言論自由制度的脆弱性，在于它是中國傳統智慧中所缺少的內容,，因而一些人從智識上并不真正理解它,。一個社會，之所以需要對言論領域予以特殊保護,，是因為信息的傳播是不易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而事實和真理往往是不容易發(fā)現的,；在此情況下,，“言論自由”實際上是發(fā)展知識的一種社會手段。雖然這種制度存在于世界上已經有數百年時間了,，實際上它代表著一種相當“現代”的觀念,。人在任何時間和地點的知識都是有限的，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道理,，也是思考一切社會問題的一個基本前提,。對于某些大權在握、自信滿滿的人士來說,，他們可能很難從內心真正接受這個命題,。近代以來的主流科學與哲學觀念，實際上也在暗暗地反對這一點,。知識界存在著兩股相互沖突的潮流,，這導致知識分子與社會大眾要么把“言論自由”作為一種神圣的教條來予以遵從，要么,，在世界的某些地方,，這種觀念則遭到了拒絕。
知識的有限性導致一個社會無法確切地鑒別特定言論的正誤與真?zhèn)�,，這種鑒別既不能通過制訂客觀的標準得以實現,，也無法依靠特定的人來完成,。利弊權衡之下，言論自由制度得以產生,，它主張通過開放式的討論和逐漸的演化來發(fā)現真理,。這種制度不要求人們只有在證據確鑿和充分確信的情況下才能發(fā)表公共言論，它尤其允許人們進行質疑,、猜測和試探,，它也不追究說話者的動機。它允許在發(fā)言中犯錯誤（“正確”與“錯誤”往往只不過是一種事后的評價,，當事人事先并不知曉,；而且，這種評價也會不時地發(fā)生改變）,。為了高效率地發(fā)展知識,，僅僅進行迂腐的按部就班式的推理是不夠的；思維必須具有“跳躍性”,；離開了這種“跳躍性”,，我們不可能迅速地了解我們周圍的世界，人類也絕不可能取得如今的智力成就,。
由此看來,，如果以某種理想的標準來衡量，關于言論自由的制度遠不是“完美的”,，可以說它很粗糙,，甚至近于魯莽，可是,，比它更好的制度又在哪里呢,？以算法式的眼光來看，制度一般都是“粗糙”,、“魯莽”和“武斷”的,，都包含著“兩害相較取其輕”的意味，在取得某些收效的同時,，它必然會付出一定的社會代價,。如果不理解這一點，則關于制度的社會科學就還沒有開始,。
有關王子與公主的美麗童話事實上毒害了青少年的心靈,，這是招致他們成年后婚姻不幸的思想根源之一。同理,，關于完美社會的承諾也使一些人脫離現實,，想入非非，這已經引發(fā)了嚴重的社會后果,。反之,，只有基于一種適當的“有限理性”論，我們才有可能構建一種內在一致的,、統一的和有益的社會科學,，也才有可能腳踏實地地建設一個真正美好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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