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今天，國人對西方的認識和理解，也往往停留于單個或多個標簽的組合,。有些標簽是文化意味上，比如法國=浪漫,，也有政治和經(jīng)濟維度的標簽，例如美國的市場放任和選舉民主,，英國的貴族與民主相疊加的傳統(tǒng),。
為什么西方會在整個近代和現(xiàn)代，超越東方及其他其他大洲和文明,，掌控霸權,，也成為文明價值的引領者？不少人認為這是源自古希臘,、古羅馬文明傳統(tǒng)的襲傳,。這種觀點也很容易更進一步的變異為西方文明（文化）優(yōu)勝論。問題是,，為什么近現(xiàn)代乃至當代,，把古希臘、古羅馬傳統(tǒng)發(fā)揮得最好的國家,，并不是希臘和意大利,，或者距離更近的德國、法國,、西班牙,，而是地理距離相對最遠的西方國家——先是英國,，再是美國,？
無論是西方價值的贊賞者，還是批評者,，在談論他們所指的西方時,，還不免陷入一種靜止化的觀點，即所謂英國在光榮革命后,，突然就變成了他們所認為在方方面面擁有優(yōu)越制度的國度,；而美國打贏獨立戰(zhàn)爭后，就一直實行的是我們今天看到的各項政治,、文化和經(jīng)濟制度,。有些人很可能會爭辯，自己并無意把幾個世紀前的美國和英國說得如此完美，卻無法回答,，在評價18-20世紀的中國時,，拿出的參照物是21世紀的美英這樣一個問題。
法國走出大革命的恐怖傳統(tǒng),，至少歷時一個世紀,，這個國度的暴戾和野蠻，更可以認為是在一戰(zhàn)付出慘痛死傷代價后,，才得以徹底消褪,，從而使得二戰(zhàn)打響后，驕傲的法國人迅速拜服在納粹德國的旗幟下,。而英國的大眾民主,，是在從光榮革命起，之后的兩個世紀的政治和社會演進中,，一步步添加完善的,。至于美國，一個剛開始建立時設計為邦聯(lián)制的國家,，強大的國家機器甚至要等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進步主義改革,，以及之后的羅斯福新政，才得以建構完備,。如果我們參閱法國,、英國、美國各時期的政治家,、思想家重要觀點,，就會發(fā)現(xiàn)與而今版本都存在不小的差別。
中國1840年被打開了國門,，這是一場空前的危機,。中國的知識分子一開始準備采用過去王朝更替的經(jīng)驗，消化外部沖擊,，但很快發(fā)現(xiàn),，這一套行不通；接下來就是引進國外的先進軍備,，卻仍然不足以讓國家強大,，還要有軍事和通譯人才，還要懂得按照西方國家倡行的規(guī)則處理內(nèi)政外交問題,�,！皫熞拈L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興起，其實這已經(jīng)對當時中國的儒學傳統(tǒng)帶來突出沖擊,。為什么西學支撐下的西方,，會在軍事和政治領域領先中國如此之多,？以儒學經(jīng)典培養(yǎng)的官僚在外敵面前，為什么顯得那樣不堪一擊,？
儒學傳統(tǒng)的內(nèi)在價值與西方的實用技術未必存在無法調(diào)和的矛盾,。事實上，在當代世界,，思想,、文化傳統(tǒng)與新技術的融合，這樣的國家樣本并不缺乏,。中國洋務運動的真正悲劇在于,，洋務派秉承堅守的儒學傳統(tǒng)，其實只是先師圣人的只言片語,，只是儒學傳統(tǒng)在當時的各種紀念和制度形式,，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內(nèi)在價值。這正是中國的近代摸索無比艱難的主要原因,。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王人博在所著的《中國的近代性：1840-1919》書中，就談到了洋務派的尷尬,。他也指出,，洋務派的真正價值就在于不經(jīng)意間創(chuàng)造出改革帶來的社會文化結果，開啟了對儒學傳統(tǒng)的批評（盡管而今看來,，這些批評未必準確,，多出自對西方的膚淺認識），借助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的“民本”思想,，將“民主”理念和概念引入到中國,。
《中國的近代性：1840-1919》這本書全面深入的回顧了中國近代歷史上，幾代人為了救亡圖存,，應對解決數(shù)千年未有的新型危機,，而從揚棄、引進,、融合,、再造思想理念和政治傳統(tǒng)角度展開的探索。而這正是王人博所說的“近代性”的過程,。書中重點討論了洋務運動,、辛亥運動、國民革命,、五四運動等幾個奠定中國近代性、近代化特征的時期,，中國思想界發(fā)生的觀念和理念變化,。
正如前面提到的,，無論是哪一個西方國家，政治體制和思想傳統(tǒng)都并非長達幾個世紀不發(fā)生變化,，中國的舊有知識階層和轉型時期的進步知識階層,，各自最為突出的問題就分別在于，前者錯誤的堅守了儒學傳統(tǒng)的一些外在形式,，而非其價值內(nèi)核,，這種認知失衡后來在五四時期也表現(xiàn)得非常突出，進步者將儒學傳統(tǒng)的所有文化價值都認定為“吃人”的糟粕要予以舍棄,；后者的問題,，在于對西方傳統(tǒng)和現(xiàn)實的朦朧式、簡單化認知,，因而不斷提出牽強武斷的救國藥方,。我們從這本書第二部分“西方的誘惑”就可以看到，無論是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改良派,，還是與之對峙的革命派，對西方政治和文化的認知,，都停留于幾部經(jīng)典著作的敘述而非活生生的制度及其運轉,。這不免使得改良或革命追求，或陷入烏托邦化,。
辛亥革命前后,，立憲黨人、革命黨人內(nèi)部其實有很多人都認為,，中國當時不具備共和條件,。這個論斷在當時的西方觀察家來看，似乎并不能定性為保守和愚昧,。但有著革命或立憲熱情的人們,，更愿意得出一個簡單的推論，即中國實現(xiàn)英國式的君主立憲或美國式的民主共和,，就可以馬上換來自強和富足,。這種愿望在后來很快落空，又使得曾經(jīng)的理想主義者轉而變得相當悲觀,。事實上,，辛亥革命后，國民黨不情愿的將總統(tǒng)職位交予袁世凱,，改動《臨時約法》,，創(chuàng)造出一個不倫不類的政體框架，這是實質(zhì)上的背約行為,，很難想象在英國或美國會有類似的政治算計,，也使得約法和民國政體本身得不到袁世凱等北洋軍人的尊重,。
王人博一針見血的指出，五四運動的缺陷,，不是反傳統(tǒng)多么激動,，而是只以“時代性”為唯一尺度，以為掃除了他們所認為的文化糟粕,，騰出空間,，就能夠裝入西方文化的精華。在對待民主,、科學,、宗教等問題上，五四人的傾向同樣如此,。這也是近代以來,，中國思想界急功近利思維方式得以延續(xù)的產(chǎn)物。因為這樣的膚淺,、輕率和輕慢,，才使得民主、科學等舶來品似乎對于救亡圖存都毫無價值,，才使得近代性的摸索和建構,，始終無法成行，之后的一代人徹底的轉向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