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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羅伯特·賴克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羅伯特·賴克曾擔任克林頓政府勞工部長，現為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公共政策學院教授。他上一本暢銷書《超級資本主義》（簡體中文版由當代中國出版社2010年3月引進出版）在美國內外引起了極大反響,�,！冻壻Y本主義》一書認為，美國近幾十年的發(fā)展,，已經遠離和摒棄了民主資本主義時代各主要特征,。一方面，資本及其管控下的產業(yè)鏈,、供應鏈,，擺脫了半個世紀前強大的工會、其他社團,、企業(yè)公民義務等約束,，在全球范圍內按照商務的最低成本，進行轉移,、重新布局,。由此動搖了美國等國家原先“公司政治家”、工會,、公共產品的存在基礎,。另一方面，企業(yè),、資本和傳媒極力削除普通人的“公民”,、人群的“公眾”身份存在意義，強調人的“消費者”,、“投資者”等經濟意義標簽,，力爭讓所有事務都可以用經濟（金錢）換算的方式而實現、規(guī)避,、補償,。
超級資本主義時代的致命危險在于，企業(yè)不僅積極促進產品（服務）的功能創(chuàng)新和精益化,、技術規(guī)格的升值換代,，而且千方百計促成成本、供應鏈成本,、企業(yè)擔負的環(huán)境責任等公共支出降低——前一方面使得消費者的欲望需求被不斷刷新,、提升,、強化、擴展,，后一方面則使被過度刺激出來的欲求和消費行為,，消費者、商家,、投資者都不承擔其外部性成本,。簡單來說，消費越多,，環(huán)境等破壞越嚴重,，除此之外還有非常昂貴的社會成本。
羅伯特·賴克的新書《美國的邏輯：為什么美國的未來如此堪憂》,，就延續(xù)闡述了美式“超級資本主義”帶來的社會成本,、社會乃至政治體制損害等問題。
在羅伯特·賴克看來,，造成美國2007-2009年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美國當前經濟困境的核心問題，就在于近幾十年來,，美國社會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均衡,，造成了中產階級和中低收入者沒有足夠的收入、得不到響應的完善保障來維持“美國夢”生活,。他激烈的批評了小布什和奧巴馬兩屆政府金融危機救市政策,，認為只救助極少部分貪婪的大型投行，只會起到盡早恢復舊有畸形經濟結構,、財富分配關系的作用——延續(xù)舊有發(fā)展模式和分配關系,，將繼續(xù)使收入差距拉大、福利保障削弱,，少數富人之外的多數平民仍只能通過借貸來維系越來越高昂的生活開銷,，這無疑埋下了下一輪危機的伏筆。
在2007-2009年金融危機爆發(fā)前,，美國曾長期處于經濟持續(xù)增長的繁榮時期,。但經濟增長的好處越來越向上層人群傾斜，中產階級等其他階層卻被遠遠甩在后面,。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表現為：第一,，美國政府將大量的公共服務分包給企業(yè)，并從整體上降低了政府投入,；第二,，監(jiān)管部門和法律政策削弱了對工會、勞工權利的保護,；第三,，放任富人逃稅及向國外轉移財產,，降低甚至免除遺產稅等面向富人群體征收的稅種稅率，提高營業(yè)稅和工資稅,，稅負壓力轉嫁到窮人身上；第四,，允許企業(yè)將退休金計劃變?yōu)椤白允称淞Α钡?01（k）方案,，企業(yè)雇員享受醫(yī)療保險要承擔更高的自行負擔額；第五,，降低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和金融投資等領域監(jiān)管執(zhí)法的力度，縱容大企業(yè)為高管層漲薪,。
理論上,，工資薪酬、可購買力實質上不斷降低,，人們就應該享受更加簡單的生活,，問題是，支撐美式“超級資本主義”的消費觀念,、國民意識,、商業(yè)基礎卻與此相悖。羅伯特·賴克在《美國的邏輯：為什么美國的未來如此堪憂》書中憂心忡忡的指出,，“美國文化向外界傳遞了一個越來越混亂的信息：瘋狂工作的同時又要盡情享受人生”,，為了達成后一點，為了快速實現夢想和放縱欲望,，人們愿意透支健康,，將更多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上，“有關努力工作的論點總是建立在一個謊言之上,，讓人們相信有一天他們終將會得到滿足,，就算不是事業(yè)上的成功，也會是他們用努力工作換得購買他們想要的一切東西的能力——可是哪一天似乎永遠不會到來,，在這條貪婪隧道的盡頭根本沒有光明”,。
生活水平的下降、收入差距的拉大,，公民權益乃至基本生存和發(fā)展權益被剝奪,，有可能導致極大的社會不安。羅伯特·賴克指出,，盡管美國一段時期內還不至于出現亞非拉許多國家爆發(fā)過的嚴重動蕩,，但如果畸形經濟結構、金融體制,、財富分配關系長期得不到改變,，越來越多人必然放棄憑借自身力量改變命運的想法,，也會放棄對“美國夢”的期待，而步入對現有發(fā)展模式和政治體制的抗議浪潮,。羅伯特·賴克為之創(chuàng)設了基于前述推導分析的危險場景,，由于華盛頓、華爾街長期對民意置若罔聞,，導致未來某年的大選中,，政治煽動者獲勝上臺，采取了激進無政府主義的國家政策……
羅伯特·賴克當然不愿意上段所引述的危險場景變?yōu)楝F實,，他希望能對現有“超級資本主義”模式予以調試,，部分的恢復民主資本主義的政策導向，以提升平民在財富分配中的份額,，適當縮小貧富差距,。為此，他提出了多條政策建議,，包括：采用米爾頓·弗里德曼提出過的“反向所得稅”方法,，為低收入工人增加工薪退稅優(yōu)惠，削除絕對貧困階層,；用環(huán)保碳稅收入來補貼中低收入階層的薪資,；對富裕階層征收更高的邊際稅率；創(chuàng)建一個有活力的,、由政府投資和監(jiān)管的再就業(yè)扶持和保險體系,；推進全民參與的醫(yī)療保險；大量增加政府投資的公共交通,、文體設施,、博物館和圖書館等公共產品數量，并使之免費向公眾開放,，增加中低收入者可以享受的公共福利,；建立更嚴密、更公開透明的政治捐贈程序,，切斷少數人以金錢控制政治決策的聯系紐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