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從某種意義上講,，資本賬戶管理是匯率制度的一種補充,，則在中國匯率制定走向完全浮動之前,，如何明確資本賬戶管理原則，是中國金融戰(zhàn)略研究中繼匯率問題之后,，必須說清的一個重大問題,。
國際上大量學者通過的實證研究，比國內一些學者更堅定地認為,，資本賬戶開放確實能促進經濟發(fā)展,。但是，這是有條件的,。如果假定條件不成立,，對經濟增長的效應同樣是不確定的。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各國貨幣,、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和機理看,，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形成并延續(xù)至今的國際貨幣、匯率制度,，是危機發(fā)生的重要原因,。從危機國家的內部政策看，沒有處理好匯率,、資本賬戶開放和國內經濟,、金融改革之間的關系，恰恰是危機發(fā)生的重要的內在原因,。資本賬戶開放與危機之間的關系,，并不是簡單的“促發(fā)”或“防止”的關系。但資本賬戶開放對金融危機有一定的催化作用,。
IMF調查回顧了35個經濟體金融自由化的經驗教訓,，在發(fā)生危機的24個國家中，有13個在危機前的5年內完成了資本賬戶自由化過程,。又對其中14次發(fā)生嚴重危機的國家進行進一步考察,，發(fā)現(xiàn)9次危機中，凈資本流入在危機前2~4年內是大幅增加,，超過了GDP3%的關口,。當然，資本賬戶管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預防國際資本流動的異常發(fā)生,，有助于應對因金融部門脆弱而造成的各種風險。在一國經濟結構或深層次機制存在扭曲的情況下,，匯率制度與資本賬戶開放的不同組合,，對宏觀經濟穩(wěn)定的影響各不相同。
因此,，匯率制度的選擇,，往往需要將資本賬戶開放狀況作為重要的經濟背景或特征進行考慮,。從國際經驗看，總體而言,，凡是在完全開放資本賬戶前實行靈活匯率制度的國家,，所獲得的中期效果較好。而在匯率嚴重失調的環(huán)境下,，資本賬戶管制的效果會大打折扣,。或者說,，在匯率失調嚴重而套利收益足夠大時,，資本管制的有效性會迅速下降。
上世紀80年代的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委內瑞拉和90年代的泰國,、印度的案例,，分別從正反兩個方面印證了上述觀點的正確性。其實,，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相關國在采取浮動匯率制之中，美國,、加拿大,、瑞士三國的資本開放時間較早，其他發(fā)達國家都是在長時間浮動匯率經驗積累之后才逐步開放的,。日本是1980年,、德國1981年、澳大利亞1983年,、新西蘭1984年,、瑞典1989年、法國1989年,、意大利1990年,、西班牙1992年、冰島1995年,。
在中國未來,，必須堅持資本賬戶的開放，那是因為我國的經濟全球化需要金融全球化的配合,；我國未來面臨的經濟,、金融發(fā)展中的重大挑戰(zhàn)，需要放在國際金融市場環(huán)境中解決,，如環(huán)境,、資源的約束,、居民財富高積累后的投資回報；人民幣國際化戰(zhàn)略需要資本賬戶進一步開放的配合,；以及隨市場開放度的擴展,，資本賬戶管制有效性下降后不得已的選擇。同時必須看到,，我國資本賬戶充分自由化的各種條件又沒滿足,。簡單地擴大市場邊界，并不能給本土市場帶來效率,。如果不堅持“以我為主”原則,，有可能被迫融入別人市場，不但不會提高本土市場效率,，甚至會產生負面影響,。
因此，堅持主動性,、漸進性,、可控性，是我國資本賬戶開放的核心原則,。這一核心原則主要體現(xiàn)在五個方面：
第一,，在人民幣匯率波動區(qū)間擴大到一定的幅度，并在基本達到市場均衡匯率水平之前,，仍宜保持對資本流出入的一定規(guī)模的控制,。
第二，資本賬戶開放一定要與國內市場化改革的進程相銜接,。具體包括：要素價格機制改革,、服務領域改革、政府職能轉變和稅制的改革以及金融業(yè)充分的市場化改革,，使得把包括金融市場內在的由信息不對稱所引起的外部性,，盡可能控制在市場可承受的范圍內。
第三,，資本賬戶的開放應結合人民幣區(qū)域化的進程,。雖然資本賬戶開放不能以人民幣區(qū)域化為單一目標，但可以沿著人民幣區(qū)域化這一主線,，相互配合,，逐步實現(xiàn)。在未來幾年內,，資本賬戶開放既可以在外幣為主的環(huán)境中實現(xiàn),，也可以在逐漸以人民幣為主的環(huán)境中實現(xiàn)。這也許是中國資本賬戶開放區(qū)別于一般轉軌國的顯著特點。原則上,，今后凡是允許以外幣進行的資本跨境流動項目，也應允許人民幣進行,。在管制的放松上,，若情況相同，人民幣跨境交易的開放應先于外幣計價交易的開放,。
第四,，資本賬戶開放要與加強宏觀審慎監(jiān)管、提高宏觀調控的靈活性相適應,。具體講,，面對逐步開放后的巨額跨境資本流動以及可能產生的巨大套利壓力，往往會出現(xiàn)原來以數(shù)量,、行政調控為主的宏觀調控有效性直線下降的現(xiàn)象,。因此，必須做好充分準備,，推行宏觀調控手段轉向以價格,、間接（以激勵約束機制為基礎）工具調控為主。
第五,，對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資本跨境流動，應采取不同的管制思路,。其中,，對非法及因政治因素的資金流出入，不是以通常的資本流動管理方式進行管理,，而應通過反洗錢的方式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