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錠銀
在我國收藏史上，明代之前,，以皇家的宮廷收藏和士大夫階層的收藏為主,。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因為江南地區(qū)商業(yè)經濟的繁榮,，富商巨賈躋身藝術品收藏行列,，商賈雄厚的經濟實力和對珍稀藝術品的競相購買，促使藝術市場出現了空前的繁榮,，促成了晚明和清初兩次收藏熱,。
明代學者沈德符在《萬歷野獲編》中記述了當時社會上書畫古玩收藏之風的興起：“嘉靖末年,，海內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園亭,，教歌舞之隙，間及古玩,�,！泵髂┣宄醮笸嫔虆瞧湄懺凇稌嬘洝分姓f：“憶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縣,，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無,，故不惜重值爭而收入,。時四方貨玩者聞風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尋而歸,，因此所得甚多,。”是否擁有古玩,、會不會鑒賞,，成為衡量商人雅俗的標準，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商人們“不惜重值爭而收入”,，而古玩商則“聞風奔至”，商賈收藏的情形可見一斑,。
當年財力最為雄厚的是徽商,，關于徽商收藏的記載不勝枚舉�,！稌嬘洝分性岬降摹熬薷昏b賞吳新字”,，名吳希元(1551-1606年)，字汝明,，號新字,。吳氏好風雅，平時“屏處齋中,，掃地焚香,，儲古法書名畫、琴劍彝鼎諸物,，與名流雅士鑒賞為樂”,。所藏有王獻之《鴨頭丸帖》、閻立本《步輦圖》和顏真卿《祭侄稿》等巨跡,，吳希元共有子五人,，以鳳字排行,，“故時人呼之為五鳳，皆好古玩,，各有青綠子父鼎,，可見其盛也”�,；罩莸闹熘ヅ_,，曾將青綠銅器一宗售于“五鳳”，得一萬六千金,。詹景鳳談及徽商鑒賞風尚云：“吾族世蓄古書畫”,，對于宋元名家作品，他們“每一軸價重至二十余金不吝也”,。
汪道昆《太函集》里也記載了一些徽商的收藏情況,。如吳伯舉，賈于揚州,，“脫遇法書名畫,，鐘鼎敦彝，輒傾橐購之,，不遺余力”,。陳長者,，“居常屈首抱幾,，自六經以及百氏無所不窺，凡金石古文,、名家法帖,，手摹指畫，務得其真,，無所不習,。繪事則自皇唐以迄胡元，名品則自宗器以迄玩物,，無論百金之價,，什襲之珍，無所不購,�,！奔募闻d的歙人汪玉是晚明著名收藏家，其祖父汪懷荊和父親汪愛荊均為徽商,，家有凝霞閣,、墨花閣儲藏書畫古玩等。汪玉家族所藏書畫古玩甚豐,，江南著名鑒藏家董其昌,、李日華等均曾前去觀賞,。汪玉繼承了家族的大量藝術藏品,，并不斷與嘉興其他收藏家如高明水、項德新,，交易人王越石等進行交換或買賣,。
商賈收藏自然免不了附庸風雅之嫌。商賈雖然有錢,，但在當時社會地位不高,，身份欠雅,，他們不惜重金購買古玩字畫，也是對自己的一次“包裝”,�,！度f歷野獲編》中說：“比來則徽人為政,，以臨邛程、卓之貲,，高談宣和博古,，圖書畫譜，鐘家兄弟之偽書,，米海岳之假帖，澠水燕談之唐琴,，往往珍為異寶”,，對徽商的收藏行為頗有微辭,。但商賈中也不乏富收藏,、精鑒賞的人,，如蘇州商人歸希之，趁明清易代之際,，購買了不少唐宋名跡，拒絕售給官家和財主,，不少士大夫都樂意和他交往,，而經他鑒藏過的墨跡，很少有贗品,。
附庸風雅也罷,，真心賞愛也罷，晚明清初商賈的收藏活動,，使藝術品免遭散佚和損毀，在傳承我國古代物質文化遺產上所做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