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應該大力啟動民有化改革,、抑制稅負擴張,、賦予農民工遷徙并落戶城鎮(zhèn)的權利的一年,。
2011年繼續(xù)是轉換經濟增長模式之年,。雖然這是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就一直在談的話題，但在過去十幾年里,，由于一次次新的發(fā)展機會或者說力量,，而被一再推遲�,？墒�,，現在沒法再推遲了，2011年是應該大力啟動民有化改革,、抑制稅負擴張,、賦予農民工遷徙并落戶城鎮(zhèn)的權利的一年。
過去十多年,，不僅沒改變投資依賴型,、出口導向型增長方式，反而是更加強化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但是,，經濟照樣能快速增長。為什么呢,？大的原因有三：城鎮(zhèn)化紅利,、WTO紅利、國際秩序紅利,。
第一,，1998年全面推動住房市場化改革,，并同時為家庭和個人推出住房按揭貸款,，那些改革舉措加上正在發(fā)生的城鎮(zhèn)化進程，給房地產市場和相關行業(yè)帶來一次巨大的發(fā)展機會,，使包括餐飲業(yè),、家具裝潢業(yè)、零售業(yè),、金融業(yè)都能上升到全新高度,。
第二，從2001年加入WTO到2008年金融危機,，甚至是到2010年,，9年時間里，整個中國經濟和企業(yè),，都享受到了WTO紅利,，讓中國的勞動力和制造業(yè)優(yōu)勢充分地發(fā)揮出來，使出口每年大幅增長。
第三,，雖然中國出口過去三十年在一些國家碰到不同程度的貿易障礙,，但總體上，國際秩序對中國依賴外貿帶動增長的模式非常友好,，冷戰(zhàn)之后幾乎所有國家對中國商品幾乎是無保留的開放,，沒有太多從戰(zhàn)略安全、貿易保護角度排斥中國產品,，世界市場沒有被劃成兩大或幾大陣營,。
但是，到今天,，上面三大因素都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經濟增長模式轉型的壓力推到全新高度，未來經濟增長的動力只能來自國內需求,，特別是民間消費需求,，別無旁代。
那么,，經濟增長方式從投資依賴轉向民間消費帶動,，為什么這么難？
核心原因必然在于基礎制度安排,，中國民間消費增長艱難跟國有制,、跟政府在經濟中的角色以及不受制約的征稅權有關。根據我的研究,，一個國家國有經濟的比重越高,，那么在同樣GDP增長速度下，其民間消費的增長速度就越慢,。道理很簡單,，當主要財產是國有、土地都是國有或者公有的社會,，企業(yè)產權再升值,、國有企業(yè)利潤再多、土地再升值,，老百姓都無法感受,、享受到這些資產收益，得不到財富效應,，因為這些資產收入都由政府獨享,。這些年的經濟增長讓土地升值很多，國企利潤和資產都升值很多,，但這些對老百姓的收入和財富沒有產生影響,，所以,，老百姓能感受到的經濟增長速度很有限。為什么中國必須要保8,、保9,，才能保持起碼的穩(wěn)定，是因為老百姓能夠感受到的GDP增速只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長的一半左右,，他們分享不到經濟增長帶來的財富效應,。
為了促進增長方式的轉型，2011年必須進行下面三方面的改革,。其一,，將剩下的國有資產、國有股權民有化,。即成立國民權益基金,，將剩下的國有企業(yè)股份裝入其中，央企放到全國國民權益基金,，地方國企放到各省的國民權益基金,，然后將這些基金股份均分到老百姓手里，讓全國公民分享經濟增長的財富效應,。
其二,，制約各級政府的征稅權、抑制加稅沖動,。稅負失控的結果是民間可支配收入,、民間可支配財富下降，使國富民窮局面惡化,，導致民間消費不振,。各級人大和政協(xié)都缺乏對征稅權的制約、缺乏對政府財政預算制約,。要改變這一狀況,，必須發(fā)揮人大系統(tǒng)的獨立監(jiān)督作用，經常性舉行各種聽證會,，每個季度起碼有兩個星期,，讓全國人大的專業(yè)委員會把相應部門領導叫過來問責,，以此抑制稅負的失控,。
其三，解決農民工的城市戶口問題,，讓他們享受城鎮(zhèn)居民同樣的權利和收入待遇,、福利待遇，這不僅能讓農民工得到本來就該有的尊嚴,，而且必然使幾億農民工的收入增加,，因此帶來巨大的消費動能,。當然，也需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醫(yī)療保險體系,，完善各類金融市場，由此解決好老百姓的未來生活安全問題,，使他們今天能更大膽地消費,，加速整個經濟的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