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執(zhí)行董事會本月初通過了份額改革方案,。份額改革完成后，中國所占份額將從目前的3.72%升至6.39%,，投票權也從3.65%升至6.07%,，超越德、法,、英,，僅位列美國和日本之后。國內媒體為此欣欣然發(fā)表評論,，國外媒體也異口同聲認定,，此舉將增強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但許多人可沒意識到,，IMF的改革同樣帶給中國更多挑戰(zhàn),，應對不慎，有可能使中國落入西方國家設置的一個陷阱,。
為什么這么說,？就是因為IMF的改革其實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目前媒體廣為報道的,，即份額改革,。份額決定了一個國家在IMF的地位和權力，基于IMF在目前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中心角色,，也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該國在國際金融格局中的影響力,。從這個角度看，IMF的改革,，對中國確實是一件好事,。這增強了IMF的合法性，也增強了中國的發(fā)言權,。
IMF最讓人詬病的一點,，就是自1944年誕生以來，它一直為歐美所掌控,，美國擁有唯一的否決權(IMF奉行85%一致,，但美國的投票權則超過15%)，其總裁位置則一直為歐洲人占據,。這不僅違背國際民主潮流,，也和國際經濟金融格局背離。IMF總裁卡恩就曾跟筆者坦言：“如果沒有合法性，就沒有人會聽我們的政策建議,，或者鄭重接受我們的早期預警,。”金融危機讓國際社會痛定思痛,，IMF改革也由此大勢所趨,。除了中國的份額將由老六變老三外，歐盟還“忍痛”把兩個執(zhí)董位置讓給發(fā)展中國家,。當然，也需要指出的是,，改革還不夠,，因為中國經濟總量已是世界第二，也因為新興經濟體代表性仍舊偏小,，這需要歐美繼續(xù)讓渡一部分的份額,，非如此無以繼續(xù)增進IMF的權威。
但IMF改革還有另一個部分,，那就是擴充IMF的職權,。比如，在全球失衡問題上,，IMF將有望獲得對成員國進行評估的授權,，而所謂評估，其實就是“點名和羞辱”的權力——IMF可以對某個成員國經濟金融政策進行批評,，從而以“國際共識”的名義迫使該國作出政策調整,。這無疑更凸顯了IMF在未來國際金融體系中的關鍵性作用。
這對中國是好事嗎,？好的方面是IMF權威性增強,，作為第三大股東的中國也臉上有光；但不好的方面,，中國畢竟還只是老三,，老大、老二,，乃至排名前十的股東國,，大部分都是西方國家，他們的意圖,，往往與新興經濟體有異,，甚至針鋒相對。而且,，聯(lián)合國安理會畢竟有五大常任理事國,，中國也享有否決權，而在IMF決策體系中，擁有否決權的只有美國,！
這種力量不對稱就曾在過去導致過對抗,。不要忘記，在金融危機前,，中國就曾嚴詞拒絕過IMF對中國經濟政策的指手畫腳,；更不要忘記，在當前沸沸揚揚的匯率問題上,，某些IMF高層或明或暗地支持美國的主張,，成為所謂人民幣升值的吹鼓手。
某些西方國家之所以贊成給予新興經濟體更多份額,，自然更有其如意算盤——既增強了IMF的合法性,，又增強了他們發(fā)號施令的執(zhí)行能力，他們的份額有所損失,，但他們失去的只是芝麻,，而得到的可能是西瓜。由此,，他們也成為IMF權力擴充的主要擁躉,。
美國財長蓋特納就曾表示，IMF就應該擔任金融“警察”的角色,，“這也是IMF存在的目的”,。筆者看到，《紐約時報》就曾有文章分析說,，美國現在已無法單獨逼迫中國做事,，于是就形成了對IMF的“新依賴”。其路徑,，不外乎以“責任和義務”的道德大棒捆住中國的手腳,，繼而以“國際共識”的多邊手段壓縮中國的回旋空間。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伯格斯騰就曾向美國政府獻策說,，美方要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迫使中國就范,，方法之一，就是爭取歐盟的支持,，并與其他新興經濟體達成一致,，以51%的投票權使IMF發(fā)表“特別報告”，命令中國立刻采取升值等補救措施,。如果無法達成這一點,，美國仍可要求IMF發(fā)表譴責中國匯率政策的報告，并以此作為證據,，要求世界貿易組織(WTO)進行仲裁,！
IMF改革了,，但仍掌控在西方手中的事實并未改變；中國份額提高了,，但被西方合圍的風險卻增大了,。因此，對于IMF的改革,，我們在高興的同時,，更要有清醒的認識。中國實力,、影響力在擴大不假,，世界也需要中國的參與和發(fā)揮領導作用也不假，但世上從來沒有免費的午餐,，在這個博弈的世界,，中國之“得”往往和“失”相隨而行。得失之間,，尤須冷靜再冷靜，綢繆更綢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