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南京患兒之死引起了廣泛的關注,。11月12日，事件最終調查結果公布：醫(yī)生是因為玩游戲而失職；家屬的投訴基本屬實,；前期調查結果與事實不符。（《揚子晚報》11月13日）
事件的調查過程有些荒誕,。10日,，當地衛(wèi)生局通報稱“醫(yī)院對患兒的搶救措施是合理的”，并且“不存在醫(yī)護人員玩游戲,、發(fā)牢騷等情況”,。然而僅僅過了兩天，最終的調查結論卻截然不同——“前期調查結果與事實不符”,。何以至此,？原因在于調查組的成員不同。前期調查組由當地衛(wèi)生局成員組成,，以當事醫(yī)院為主,；最終調查組則陣容龐大，其中有4名當地衛(wèi)生局主管部門工作人員,，5名中央省市媒體記者,，1名網民代表，1名計算機專家,，2名省級綜合性醫(yī)院醫(yī)療專家,，1名人民調解委員會成員。
在現代社會,，雖然民主選舉,、民主投票是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監(jiān)督政府依法行政的主要方式,，但僅止于此,，還不足以完全說明公民已經充分行使了民主權利。公民選出的官員有可能背離當初的競選承諾,，因此,，現代社會，也往往以諸如立法聽證,、媒體討論等多種形式,，拓寬公民參政的渠道,，拓展民主的深度和廣度。在一些社會影響特別大,、民意洶涌的案件中,，政府為了提高調查的可信度和公正性，吸收媒體記者,、網民和社會人士參與特定的調查組,，正是一種拓寬民主深度和廣度的手段。
不過,，這中間有一種現象仍值得深思,。近年來，舉凡一些社會影響大的事件,，甚至是司法案件——如云南“躲貓貓”事件,、貴州習水案、杭州飆車案,、鄧玉嬌案等等,，網民都會呼吁成立由網民、社會人士,、媒體記者等中立人士組成或參與的調查組,。其實，當地紀檢或上級機關的調查組,，從形式上來說也算是中立的調查組,，但只要是官方性質的，其調查程序,、調查人員組成和調查結論,，往往會受到質疑。似乎只有那種包括網民等參與的非官方人士（并且不受官方控制）的調查才會有公信力,。
這種現象，其實顯示出政府的公信力在嚴重流失,。按理說,，在現代民主法治社會，政府代表人民的利益,，政府也要服務于人民的利益,，那么，政府的調查組,，也寄托著人民的厚望,。即使一些地方政府部門與被調查人存在利益關系，但上一級政府和司法機關也應當能夠給予公民安全感和信任感,，但現實顯然并非如此,。如此次事件中患兒家屬的律師所言,，以往的醫(yī)療事故鑒定，“醫(yī)學專家只看病歷,，并不會去到醫(yī)療事故現場,，更不會管事故是否與當事醫(yī)生玩游戲有關”。政府部門利益化,、部分官員唯上不唯下甚至相互袒護,，最終造就了不少走馬觀花、蜻蜓點水式的調查,。而這,，其實是政府公信力流失的真正根源。也因此,，人們頻頻呼吁“第三方”調查,，便具備了現實的合理性。
但事實上,，讓記者,、網民等社會人士參與的“第三方”調查成為一種常態(tài)、試圖依賴他們去保障公正,，并不現實,。假如每一起案件引發(fā)爭議，都要動員記者,、網民和社會人士參與調查,，那么這種“常態(tài)化”所要付出的巨大成本，將可能是社會不堪之負,；一些事件,，特別是司法案件，需要專業(yè)化,、也需要保密性,，需要特定的人員參與調查。正如“躲貓貓”事件的網民調查組曾受到一些學者的質疑一樣,，一些司法案件的專業(yè)性往往不是普通人士所能承擔,，況且，由此引發(fā)的“輿論審判”之爭也值得關注,。
頻繁依賴于這種“第三方”調查來保障公正,，是法治社會的悲哀。明智的政府,，應當不斷提高自身的公信力,，促進每次調查程序和結果的更加公正，努力讓每次調查都能經受住歷史的檢驗，減少民眾對于“第三方”調查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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