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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歐美在金融領域的“去杠桿化”不同,，中國正在通過加“杠桿化”的經(jīng)濟刺激政策,，意圖實現(xiàn)經(jīng)濟的復蘇和結構調整。特別是5月27日國務院公布的調整固定資產(chǎn)投資項目資本金比例方案,，更是將這種在實體經(jīng)濟領域加“杠桿化”的政策應用到了極致,。除了“兩高”項目之外,，大部分行業(yè)的最低資本金比例下調了5～10個百分點,，而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項目更是下調了15個百分點,。
事實上，自4萬億經(jīng)濟刺激計劃伊始,，中國在實體經(jīng)濟領域實施的各項舉措都可以視為加“杠桿化”的刺激政策,。4萬億的投資計劃，中央投資1.18萬億元,，準備撬動地方政府及社會投資2.82萬億。從目前的“杠桿效應”看,，不僅撬動民間資本的效果乏善可陳,，就是地方配套資金到位率也不容樂觀，有的甚至只有48%,。這和4萬億剛剛提出時,，地方政府爆出的總額高達18萬億元的投資藍圖，顯然不可同日而語,。
除了4萬億投資計劃,，在“十大支柱產(chǎn)業(yè)振興規(guī)劃”中，中央也通過減稅,、投入技改資金等“杠桿”,，撬動消費和投資。比如5月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2009年中央以貸款貼息為主的方式,，安排200億元技術改造專項資金，而項目實施后預計可直接帶動全社會投資4600億元,。再比如,，中央實施的以增值稅轉型為標志的“結構性減稅”計劃，家電下鄉(xiāng),，汽車,、家電以舊換新等，無不都是通過財政,、稅收等手段,，通過政府支出等的“乘數(shù)效應”，拉動經(jīng)濟增長,。
政府的這種加“杠桿化”的刺激政策,，本身的確值得贊許，無疑,，這比政府全部直接投入對經(jīng)濟的帶動力要大很多,。特別是，在儲蓄率居高不下的情況下,，意味著民間投資的潛力極為巨大,，政府通過加“杠桿化”的政策，一方面撬動儲蓄轉化為投資和消費,，另一方面,，又能夠避免對民間投資的擠壓效應。因此,，加“杠桿化”的政策在當下的語境中,，其積極意義是多元的。
然而,，實事求是地考察之前政策的實施效果,，卻并不如預想般樂觀。第一,，民間投資的意愿依舊不強,，目前已經(jīng)在建的4萬億的項目，基本上成了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的“二人轉”,，民間投資鮮有介入的沖動和意愿,，在地方政府財政緊張、資金配套不到位的情況下,，4萬億的刺激效果必將大打折扣,；第二，居民的消費意愿依然不強,，從前四個月對GDP的貢獻看,，投資依然居功至偉,，消費雖然有所增長，但增幅明顯低于同期,；第三,，貨幣政策雖然目前處于史無前例的寬松狀態(tài)，一季度貨幣投放近5萬億元,，但在企業(yè)去庫存化尚未完成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的這種“搶跑”讓一部分資金流向了股市和樓市空轉，并未進入實體經(jīng)濟,；第四,，在財政緊張的情況下，“結構性減稅”有淪為政策“白條”的可能,，稅收機關在增收的壓力下,，可能沖抵減稅政策的“杠桿效應”，進一步惡化企業(yè)的生存狀況,，延緩企業(yè)復蘇的步伐,；第五，關鍵改革進展遲緩,，比如在壟斷領域,，民間投資進入的難度依然超乎想象，進一步削弱了政策“杠桿”的帶動力,；第六,，民生工程的政策力度遠遠低于預期，4萬億投資名為“民生工程”,，實為“鐵公基”,，用于鐵路、公路,、機場,、水利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比例高達37.5%，資金規(guī)模1.5萬億元,，而醫(yī)療衛(wèi)生、教育文化等社會事業(yè)的投資只有1500億元,。
毫無疑問,，實施以4萬億為龍頭的加“杠桿化”的政策本身不僅非常必要，而且需要加大力度,。筆者非常不認同那些刻意“矮化”甚至否定凱恩斯主義的論調,，就人類對經(jīng)濟危機的認識和治理而論，我們早已經(jīng)超越了奧地利學派倡導的“無為而治”的階段,，那些認為政府在經(jīng)濟危機中什么都不要做的論調,，不過是為早已為時代所拋棄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招魂而已,。而且，就中國經(jīng)濟的稟賦而論,，沒有政府的加“杠桿化”政策,，恐怕很難讓經(jīng)濟體自身完成轉型和調整。加“杠桿化”政策的效果不理想并非政策本身之錯,，錯在確立了一個以GDP為導向,，而不是以結構調整和民生為導向的終極目標。
而正是這種以GDP增長為終極導向的定位,，實際上大大削弱了政策的實際效果,。既然要保增長，則政府的公共投資必然成為當仁不讓的“男一號”,，政府投資不要對民間投資形成擠壓已屬萬幸,，遑論撬動作用；既然要保增長,，中央和地方財政就不能大幅滑坡,，通過減稅杠桿挽救困境企業(yè)就不會有實際行動；既然要保增長,，就不能讓房地產(chǎn)等帶動力很強的產(chǎn)業(yè)按照商業(yè)周期進行調整,，支撐高房價就成了政府不得不面對的尷尬；既然要保增長,，就會推遲打破壟斷等關鍵領域改革的步伐,；既然要保增長，社保等民生領域的工程勢必成了點綴和安慰性的舉措,。
筆者認為,，在這種以保增長為終極目標的價值取向下，“杠桿”的實際帶動效果至此,，自是意料之中,。單從帶動力評價目前的政策，的確不能算成功,。特別是,，在財政增收困難、地方財政配套資金不到位的情況下,，這種加“杠桿化”將大大增加中國銀行系統(tǒng)的風險,。其實，如果分析一下目前各種政策“杠桿”的終極目標,，比如,，調低固定資產(chǎn)投資項目的資本金比例，意味著銀行將成為本輪經(jīng)濟刺激計劃的最大買單者，而在房價依然沒有調整到位,、房地產(chǎn)的調整周期延續(xù)的情況下,，這必將進一步將房地產(chǎn)的風險疊加到金融系統(tǒng)。
由此,，筆者建議調整以GDP為導向的政策取向,，加“杠桿化”的政策不能僅僅限于對中國經(jīng)濟長期發(fā)展意義不大的GDP增長，而是應該立足于經(jīng)濟轉型和結構調整,，立足于就業(yè),、消費和民間投資的啟動上，加“杠桿化”的政策應該是改革導向,、民生導向和轉型的導向,。否則，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況下,，本來幸免于難的銀行等金融系統(tǒng)可能成為“杠桿化”的犧牲品,，導致金融風險。筆者建議：
一,、涵養(yǎng)稅源,，堅持更大力度的結構性減稅，給企業(yè)以喘息之機,，特別是對中小企業(yè)可以給予一年的減免稅措施,；
二、下猛藥撬動民間投資,，靠央企等可以拉動投資,，但吸納勞動力有限，而撬動民間投資的關鍵在于打破壟斷,，因此,，必須將反壟斷提高到國家基本政策的高度；
三,、真正實施富民工程,，通過收入分配的第三次改革，將沉淀的社會財富通過一定的途徑回歸民間,；
四,、下狠心解決社保等問題，10萬億的社保缺口一日不彌補,，內需就很難真正啟動,；
五、下決心與過于依賴房地產(chǎn)的畸形產(chǎn)業(yè)結構訣別,，一個靠房地產(chǎn)、壟斷企業(yè)和政府投資拉動的經(jīng)濟體長遠來看是沒有國際競爭力的。我們不能在這個問題上再表現(xiàn)出無奈,，更不能諱疾忌醫(yī),，不利用這次全球經(jīng)濟衰退的時機下決心優(yōu)化產(chǎn)業(yè)結構，恐怕到將來更難擺脫房地產(chǎn)對經(jīng)濟和銀行的“綁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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