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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距離明年1月20日美國新任總統奧巴馬正式就任還有兩個月,，但眼下嚴峻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迫使他不得不提前接過燙手山芋,。奧巴馬最近的一系列財經人事任命包括蒂莫西·蓋特納出任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擔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克里斯蒂娜·羅默為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彼得·歐爾薩格為白宮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至此,，其財經核心班底已塵埃落定,，從中大致可窺見奧巴馬今后的政策走向,。
誰來主導經濟政策制定
奧巴馬所青睞的內閣人選和經濟智囊多是克林頓時代的人物,，其效法克林頓的痕跡非常明顯，因而不妨拿克林頓時代的經濟政策決策過程作個比較,�,？肆诸D任內,，在處理所有重大國內經濟議題時，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和財政部部長是聯席會議上的四個基本力量；不過在處理國際經濟議題時,，名單上通常還要加上貿易代表,、商務部長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
四人中間,，蓋特納,、薩默斯和歐爾薩格被稱為“魯賓系”，因為在外人眼中,，他們都是被克林頓時代的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和財政部長魯賓所發(fā)掘或提攜起來的,。作為教父級人物，魯賓可能在背后發(fā)揮“看不見手”的作用,，成為奧巴馬經濟政策的核心靈魂和平衡者,，幫助其化解其門徒之間的矛盾沖突。當然,，奧巴馬的一些其他重要顧問,，如沃爾克、巴菲特等人也都會間接地影響奧巴馬經濟政策走向,。
很多人認為,，克林頓之所以取得90年代的經濟成功，與他本人的工作風格和個性有關,，例如，他愿意傾聽不同意見,，讓每個部門有機會表達訴求,，樂于通過分權式的團隊工作方法來創(chuàng)造張力。未來四年在奧巴馬領導下,，四個經濟政策決策部門———國家安全委員會,、經濟顧問委員會、財政部,、行政管理和預算局之間,，特別是國家經濟委員會和財政部之間，能否建立運轉良好的分權合作和相互信任關系,，將成為奧巴馬在經濟政策上成功與否的關鍵,。
其中，負責全面協調的國家經濟委員會將扮演“忠實的經紀人”的牽頭角色,，其關注的經濟議題也非常廣泛,，從國際金融峰會到國內就業(yè),、環(huán)保、醫(yī)療改革,、能源,、綠色經濟產業(yè)等。奧巴馬將薩默斯放在這個位置上,，表明他對后者的學識,、智慧和經驗寄予厚望。
而蓋特納將更集中精力于危機中的國內救助和推動經濟復蘇方面,。羅默本人是一個研究經濟周期和大蕭條史的專家,，這與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背景較為接近。奧巴馬選中她擔任經濟顧問的意圖也是不言而喻,。相對而言,，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是一個較為超脫的職位，側重于提供客觀中立的經濟技術分析,，避免陷入瑣碎的具體政策討論,。
政策前景判斷
蓋特納、薩默斯和歐爾薩格等都曾是所謂“魯賓經濟學”的追隨者,。90年代形成的魯賓經濟學包括四個核心概念：平衡預算,、強勢美元、自由貿易和放松金融監(jiān)管,。然而,，時至今日，客觀條件發(fā)生了巨變,，除強勢美元繼續(xù)保留外,，其他內容將不得不做出相應調整。
首先,，在危機持續(xù)惡化情況下,，要想實現平衡預算可能性不大。布什離任前已經給繼任者留下了巨額財政赤字,；從奧巴馬投身競選開始,，薩默斯就大力鼓吹實施大規(guī)模財政刺激，奧巴馬已誓言兩年內通過1750億美元的刺激方案為美國創(chuàng)造250萬個就業(yè)崗位,，而他的團隊還在不斷擴充內容,，試圖將更龐大的減稅計劃納入進來，最后方案的上限可能會高達5000-7000億美元,。因此,，至少在奧巴馬第一屆任期內美國將繼續(xù)負債運行。
其次,，奧巴馬,、魯賓,、薩默斯等人內心或許支持自由貿易，如薩默斯曾指出,，美國的貿易逆差主要是在華盛頓造成的,；但民主黨內的自由派和工會利益代言人，特別是國會中的民主黨議員更傾向于貿易保護主義,，這不可避免地將使奧巴馬的“自由貿易”打上幾分折扣,。
再次，重新加強金融監(jiān)管成為新的政策取向,。在此次危機中,，不僅奉行分業(yè)經營模式的投行、對沖基金出了問題,，就連花旗銀行這種混業(yè)經營的龐然大物也暴露出嚴重問題,。非常幸運的是，花旗趕在奧巴馬上臺之前就出事了,，否則以魯賓的敏感身份,，很可能使救援行動蒙上陰影。在奧巴馬團隊中,，蓋特納堅定地主張要對金融業(yè)加強監(jiān)管,。
第四，美國政府救市的力度,、速度和效率都將大大提升,。蓋特納此前在紐約聯儲擔任過行長，這有助于加強財政部和美聯儲在救市行動中的相互配合,。在過去幾個月,，保爾森和伯南克之間的政策分歧已越來越明顯。蓋特納執(zhí)掌財政部以及羅默擔任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對伯南克將是巨大的鼓舞和支持,。今后美聯儲和財政部在金融救援方面會更加果斷和及時，效率也會得到提高,。
最后，隨著國家經濟委員會重要性的回歸,，加上薩默斯,、蓋特納、歐爾薩格等人過去累積了豐富的處理國際經濟事務經驗,，奧巴馬政府在應對金融危機對外經濟政策協調方面將更為積極主動,，這無疑有利于各國進一步加強集體行動，通過擴大政府支出,、減稅,、降息等更為進取的財政,、貨幣政策來拉動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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