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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市場化觀念使得人們把政府左右價格的舉動視為洪水猛獸，其實,，政府完全可以放棄直接的價格參與,，轉而以財政補貼平抑PPI上升壓力。對關鍵性基礎商品加大補貼力度實際上截斷了價格膨脹的鏈條,，于當前經濟平穩(wěn)增長有益無害,。反之，過分強調自由市場的意義則有可能使我們付出沉重代價,。
國家統(tǒng)計局12日公布的數據顯示,，7月CPI同比上漲6.3%，今年前7個月累計上漲7.7%,，繼續(xù)從前期高點回落,，但同時，國內PPI創(chuàng)了新高,，同比上漲10%,，為1996年以來的最高漲幅。雖然,，由于近期美元走強和全球經濟減速,，原油價格繼續(xù)下探，芝加哥交易所玉米和大豆等農產品(000061,股吧)價格大幅回落,，PPI上行壓力稍減,，然而，美聯儲11日公布的調查結果表明，美國商業(yè)銀行7月繼續(xù)提高信貸標準,，顯示次貸危機遠未結束,，美國經濟依然欲振乏力。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元持續(xù)走強難度很大,。而只要作為國際結算本位幣的美元一日不真正扭轉頹勢，原油等大宗商品價格就難言真正見頂回落,。另外，中國進口的鐵礦石等其他主要原料價格受美元匯率波動的影響很小,，壟斷賣方市場結構決定其價格水平會進一步上升,，加上國內勞動力成本的不斷攀升，未來PPI還有持續(xù)走高的可能,。
PPI對下游產品價格傳導的時間大概需要六個月到一年,，如果沒有實質性的因素抵消成本上漲的影響，CPI很有可能會在今年末明年初再攀新高,。而且,，由于下游廠商之前已經在通過各種努力化解成本壓力，企業(yè)應對PPI進一步上升的回旋余地正在縮小,，一旦上游產品價格膨脹無阻礙地向下游傳遞,，成本推動的物價水平上漲將會由于預期的加強而不可避免地繼續(xù)推高通貨膨脹。
此前,，央行控制通脹的主要手段是運用數量型工具回收流動性,，對加息始終比較克制。數量型工具回收流動性的特點是迅速直接,，但除法定準備金率外,，其它數量型工具如央票和公開市場操作的持續(xù)性有限，并且在未來還會給央行帶來很大的反向操作壓力,。而17.5%的準備金率再次上調的空間有限,，且長期維持過高水準的準備金率對商業(yè)銀行壓力很大，因此,，加息似乎成為應對下一波物價水平過快上漲的首選武器,。
但加息是否有效呢？從理論上講,，加息后,，總需求會下降。首先,，作為資本收益率的重要參照標桿,，加息會提高投資項目的收益要求，從而擠壓一部分低效投資項目的生存空間，降低了投資總需求,。其次,，對于居民戶而言，加息會改變消費決策,，由于居民決定消費量的依據是消費的邊際效用等于貨幣的邊際效用,，更高的利率意味著持有貨幣的機會成本在下降，也就是貨幣的邊際效用在提高,，因此,，加息后，居民消費需求也會減少,。通常情況下,，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減少對抑制通貨膨脹向惡性發(fā)展非常有幫助，但卻往往需要為此付出增長放慢的代價,。
顯然,，以加息來治理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的效果最好，屬于對癥下藥,。但是,，相比1988年和1994年那兩次需求釋放所推動的通脹，本輪通脹的成因復雜了許多,，其深層次的基礎是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發(fā)生的背景又是美元貶值所誘發(fā)的全球商品市場幾十年來最波瀾壯闊的一次大牛市。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導致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促成了流動性過剩局面的形成,，在經濟增長剛性目標刺激下，持續(xù)高漲投資需求難以壓縮,。國內投資需求高漲與國外輸入型成本推動因素糾結在一起,，使得本輪通貨膨脹的治理很難僅僅依靠控制需求的緊縮政策。
除去通脹本身具有的輸入型成本推動特征決定了不能簡單以加息為主要治理手段外,，中國金融市場的體制性缺陷也妨礙了加息工具的效力,。美聯儲通過規(guī)定銀行間隔夜拆借利率來影響商業(yè)銀行資金成本，調節(jié)信貸市場上的資金供求,，并不直接規(guī)定商業(yè)銀行具體業(yè)務的存貸利率,，信貸市場因而始終處于出清狀態(tài)，因此,，利率變化會迅速改變投資者的邊際收益水平和消費者的邊際效用水平,，對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影響是直接有效的。中國利率并沒有完成市場化,，商業(yè)銀行的存貸利率需要嚴格按照央行發(fā)布的法定利率來執(zhí)行,，浮動空間很小,。然而法定利率通常并不能夠使信貸市場達到供求平衡，資金需求往往遠大于信貸額度,，信貸配給現象非常突出,，這使得央行小幅加息抑制投資需求的效果不會很明顯，相反,，加息引致的財務費用上升會進一步增加企業(yè)成本,，推動下游產品價格的上漲。除非央行大幅提高利率至市場出清水平,，但如果這樣做,，中國經濟必然會經歷一次硬著陸。另一方面,，消費需求卻會因為加息而下降,，這對控制通脹雖然有一定效果，但長期看,，會為經濟發(fā)展帶來更大的隱患,。
數量型工具日益捉襟見肘,，加息則藥不對癥,，應對下一輪通脹壓力，貨幣政策難以獨當一面,。事實上,，在1988年和1994年的兩次通脹治理中，雖然提高利率以及推出保值貼補率等貨幣政策的作用功不可沒,，但是,，中央政府當時采取的一些價格管制措施可能更具有實際意義。時至今日,，市場化觀念使得人們把政府左右價格的舉動視為洪水猛獸,，然而，政府完全可以放棄直接的價格參與,，轉而以財政補貼平抑PPI上升的壓力,。補貼性的財政政策在治理本輪通脹中的作用不應被低估，對關鍵性的基礎商品加大補貼力度實際上截斷了價格膨脹的鏈條,，于當前經濟平穩(wěn)增長有益無害,。反之，過分強調自由市場的意義則有可能使我們付出沉重代價,。就這個意義上說,，無論是取消煉油企業(yè)的中央財政直補，或是開征燃油稅,，都還不當其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