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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昆明召開的第七屆中韓刑法學術研討會上,，不久前發(fā)生的“杭州飆車案”成為專家關注的焦點,。專家通過比較“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的共同點,、不同點后,，對“杭州飆車案”的定性作出了判斷。同時,，對此類案件的法律完善給出了一些建議,。
危害公共安全罪與交通肇事罪比較
2009年5月7日,，胡斌駕駛小型轎車超速行駛，將走在人行橫道上的譚卓撞死,。媒體報道：富家子弟胡斌有飆車案底,，案發(fā)后胡斌打電話報警，然后留在車上守候,。之后其母親趕到現(xiàn)場,，對躺在地上的譚卓不聞不問，連續(xù)打了40多分鐘電話,。
此案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胡斌的行為觸犯刑法無可爭議，但究竟是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還是交通肇事罪,，成為人們爭議的焦點,。從媒體報道看，7月20日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處被告人胡斌有期徒刑3年,。法院認為：交通肇事罪本身就是一種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故意犯罪，交通肇事罪的主觀方面是過失,，胡斌撞人后立即剎車并下車查看,、報警，說明他對譚卓的死亡內(nèi)心持否定和排斥態(tài)度,，是過失心態(tài)，因此不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胡斌案社會影響惡劣,，犯罪情節(jié)嚴重，應從重處罰,，其積極賠償被害人經(jīng)濟損失等理由尚不足以減輕其罪責,。
昆明理工大學法學院院長曾粵興及研究生王曉會，就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他們首先比較了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交通肇事罪,，其聯(lián)系和區(qū)別是：一是兩個罪的同類客體都是公共安全，但前罪的客體是概括的公共安全,，后罪則是具體的交通運輸安全,。二是兩個罪的主體都是一般主體，但司法實踐中交通肇事罪的主體通常為從事交通運輸?shù)娜藛T,。三是前罪主觀上表現(xiàn)為故意,，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間接故意；后罪主觀是過失,，既可以是疏忽大意的過失,，也可以是過于自信的過失,。四是兩個罪的客觀表現(xiàn)不同，法定刑也不同,。前罪的法定起刑點是3年有期徒刑,，后罪的法定起刑點是1個月拘役；前者法定最高刑是死刑,，后罪的法定最高刑是15年有期徒刑,。
從公眾對此案定性的關注來看，胡斌的富家子弟身份一再被渲染,，體現(xiàn)了人們對“法律面前是否人人平等”的擔憂,。因此此案的審理結果，才會引起如此大的關注,。
“杭州飆車案”定性的刑法分析
依據(jù)上述區(qū)別和聯(lián)系,，“杭州飆車案”究竟該如何定性呢？曾粵興進行了分析,。
首先,，胡斌的罪過形態(tài)應是間接故意，即“明知道可能發(fā)生+放任其發(fā)生”,。一是在認識特征方面,，胡斌飆車的地點在繁華路段，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即使晚上8點這里也是行人車輛不斷,；胡斌的車速后據(jù)測定超速,；肇事的三菱車被改裝過，專家鑒定分析的結果證明三菱車改裝就是為了飆車,。胡斌不可能不知道此時,、此地、此環(huán)境下飆車可能危害到行人和他人財產(chǎn)的安全,，他的意識里應知自己的行為可能發(fā)生危害社會的后果,。二是在意志特征上，間接故意表現(xiàn)為行為人放任危害結果發(fā)生的心理態(tài)度,�,！胺湃巍奔葱袨槿嗽诿髦约旱男袨榭赡馨l(fā)生特定危害結果的情況下，為了達到自己的既定目的,，仍然決意實施這種行為,，對阻礙危害結果發(fā)生的障礙不去排除，也不設法阻止,，而是聽之任之,。在鬧市飆車，不可能認定行為人具有疏忽大意的過失心態(tài),，這是由生活常識,、常理可推的判斷,。
其次，由案情可知,，其侵犯的客體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或多數(shù)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共財產(chǎn)的安全,。
曾粵興認為,，胡斌在“杭州飆車案”中的主觀方面是間接故意，這一點與交通肇事罪的故意形態(tài)———過失相背離,，這是這宗刑事案件定性的最關鍵環(huán)節(jié),，結合案情，其行為符合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構成要件,，所以“杭州飆車案”應當是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根據(jù)《刑法修正案(三)》及《刑法》，其法定刑應該是“犯本罪……致人重傷,、死亡或者致使公私財產(chǎn)遭受重大損失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彼院笾辽賾摫慌�10年以上有期徒刑。
記者也了解到,，目前韓國存在酒后駕駛發(fā)生交通事故件數(shù)逐年增加的情況,，尤其是酒后駕駛引發(fā)的交通事故比一般交通事故致死率高24%以上。韓國在2007年底新設立了特定犯罪加重處罰相關法律,，規(guī)定由于飲酒或藥物影響不能進行正常駕駛的狀態(tài)下,，駕駛汽車導致傷害的處以10年以下徒刑或500萬韓元以上3000韓元以下罰款，導致死亡的則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日本在2001年新設立“危險酒后駕駛致死傷罪”,，嚴懲惡性交通事故肇事者,，規(guī)定設立5年后,，酒后駕駛死亡事故就減少50%。
司法定性標準應準確
近年來,，我國各地因飆車致人死亡的事件時有耳聞,，相關的判例也不少。如2008年8月6日,，北京市朝陽法院認定酒后飆車的單某某,、王某等三人犯“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分別處以有期徒刑1年至3年,，此案中還沒有出現(xiàn)致人死亡的嚴重后果,。2009年7月23日,，成都市中院對醉酒駕車致4死1傷的孫偉銘，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名,，判處死刑,。
杭州飆車案余波未平，包括杭州在內(nèi)的幾個大城市又出現(xiàn)了飆車案,。曾粵興認為,，如果不對馬路飆車行為作出罪責刑相一致的判決，則此類的慘案仍會不停地發(fā)生,。杭州飆車案具有標本意義,，其引發(fā)定性之爭的關鍵有以下幾點：
一是判斷飆車案件行為人的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即行為人是應當認識到造成不特定人員死傷或者財產(chǎn)損失的可能性,，還是已經(jīng)預見,。這一點不難判斷，飆車者總體上都有強于一般駕駛人員的認識能力和操控能力,，從常理推斷,，其對危害結果發(fā)生的可能性應當是有認識的。
二是行為人是自信自己的車技可以避免危害結果的發(fā)生,，還是放任不管,。這個問題比較復雜，既要考慮行為人在行為過程中的表現(xiàn),，也要考慮事故發(fā)生后行為人的反應,，同時還要考慮行為人的供述。由此,，事故發(fā)生后行為人不積極采取救援措施的,，表明了其放任已經(jīng)發(fā)生的危害后果進一步惡化的心態(tài)，同時,，也揭示了行為人在此前對可能發(fā)生的危害后果的放任,。
為了避免對此類案件處理上的重大分歧，王曉會認為應當通過司法解釋明確規(guī)定：故意飆車造成不特定人員傷亡或他人財產(chǎn)損失的,，屬于對危害結果的發(fā)生已經(jīng)預見,。其中在城鎮(zhèn)交通路面飆車的，沒有自信避免危害結果發(fā)生的充分依據(jù),，屬于間接故意,，即使事后有積極搶救行為，也不足以否定對其放任心態(tài)的判斷,；沒有積極救助行為的,，不僅能印證其放任心態(tài)，而且應作為從重量刑情節(jié)考慮。
另一方面,，此類案件的處理不應該也不可能完全將刑事和民事割裂開來,，尤其是在被告人作出種種補償被害人的努力之后。如胡斌飆車案中,，其親屬已經(jīng)對死者親屬表示愿給予遠遠高出正常賠償標準的補償,，結果法院卻不考慮這一情節(jié)。這其實透露了一個并不積極的信號———賠與不賠都一樣,，賠多賠少都一樣,。可以想見,，這樣的信號發(fā)出后,，類似案件的被告人會不再愿意積極主動地進行賠償，被害人親屬也無法得到物質(zhì)上的補償,。
此外,，案發(fā)后的賠償情況和鬧市的飆車都是酌定情節(jié)，一個是酌定的從輕情節(jié),，一個是酌定的從重情節(jié),。對于作用完全相反的兩個量刑情節(jié)，相關法院卻否定從輕情節(jié),、肯定從重情節(jié),，法理上是說不過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