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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辟本欄目時，曾給自己立了條規(guī)矩：“覅軋鬧猛”,，即熱門的話題不碰,，無謂的論辯避免，只談事物表層下的義理,。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本是個大熱題,，理應避免；但蓋特納近日訪華,，雙方有了緩解的跡象,，探討匯率紛爭底層的義理，于是乎可以從容些了,。
美元和人民幣的掛鉤,，對我們的利益出入極大,，做了姿態(tài)之后，還必須認真計較,，再怎么認真都不為過,。
我國巨額外匯儲備，相信已過2.4萬億美元,，GDP的一半以上,；而結(jié)匯為官方擁有的美元，當在1.6萬億以上,。持有這些美元的直接收益有多少,？今年兩會上，發(fā)改委副主任張國寶先生提出質(zhì)詢,，指去年外匯持有的總收益不過600億美元左右,，不足0.3%，未免太低,。設若美元毫無通脹和匯率貶值的風險,，也遠不成比例。持有美元的直接機會成本又是多少呢,？1.6萬億美元等值的11萬億人民幣由于資本賬戶的限制,，只能在境內(nèi)沖蕩。金融系統(tǒng)積極轉(zhuǎn)動,，信貸環(huán)境寬松起來,，這11萬億
“基礎通貨”自然加速釋放其能量，城市房地產(chǎn)價格的騰升也是其效應的展現(xiàn),。
為什么我們一定得把財富積存在美元上,，買這么許多美國的國債呢？巴菲特講得很透辟,，除非中國不賣這么多東西給美國人,，否則他們拿到的就只能是美國印發(fā)的美鈔。
問題是,，這超低的收益能否扛得住美元價值縮水的風險,？也許這是我們盯緊美元的一個強有力理由：你欠了我們1.6萬億，我們也據(jù)此作為對價發(fā)出了11萬億人民幣在國內(nèi)流通,，杠桿的支點是1：6.8
的匯率,。要是美元貶了值，比如說貶為1：5,，人民銀行的賬戶里立馬有3萬億人民幣虧損,，這可超過了一年GDP的增長總額，誰來承擔責任,？
主要的責任當然在債務方美國：2010年財政赤字要占超過GDP的
10.6%
(大蕭條深重的1933年-1936年,，才不過GDP的5%),，累計財政負債則達到了GDP的64%，到2015年將擴增到6萬億還會節(jié)節(jié)上升,；而真實虧空應該是60萬億美元,，即GDP的3.5-4.5倍。問題在于選民沒有誰愿意增加稅負來填補政府的虧空,。要彌合美國政府的巨大虧空和民眾的收支鴻溝,，政治上最可行的兩條路是美元的貨幣貶值和匯率貶值。
在匯率之爭里中國要擺脫的是“操縱匯率”的罪名,，而“還我清白”的努力卻正好入了美國設的套中,。雖說美國的政客有緩解失業(yè)的憤懣而轉(zhuǎn)移國內(nèi)壓力的需要，但美國有的是深諳韜略,，毋勞他人指點的專家,。他們找出要求人民幣升值為理由，同販賣軍火給臺灣,、適時見達賴,、批評人權(quán)記錄，等等,，根據(jù)的是同一邏輯,，即制造壓力，創(chuàng)造籌碼,，以交換中國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的戰(zhàn)略合作,。中國越把美國的具體要求當回事，他們手中的籌碼分量就顯得越重,，交換價值也就越大,。因此，人民幣匯率的互動,，是不能僅在經(jīng)濟層面上考量的,。
更深一層，隨著中國取代德國成為全球最大出口國,、取代日本成為第二大經(jīng)濟實體后，令美國感到威脅,。怎樣贏得各國心悅誠服地追隨,，對于老大的地位非常關(guān)鍵。何況美中兩國,，在政體制度和文化價值等基本面差距極大,。美元走弱的趨勢相當明朗，美國靠美元逐漸貶值和通貨膨脹來稀釋和減輕自家的債務,，是各國預期中的,，一般能被接受,。唯中國在經(jīng)濟成長強勁、出口遞增的情況下,，卻堅持綁定弱勢美元,，造成巴西、韓國,、印度,、馬來西亞等，以及歐元等主要貨幣的相對升值,，會損害其他貿(mào)易伙伴的利益,，造成他們的疏離。美國出頭施加壓力,，要求人民幣升值,，即使本國不能直接從中獲利，但以一哥地位,，替實力不足的小弟兄們放話,，可以大收民心。而我們重提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人民幣該貶不貶的貢獻,，已然時過境遷,，未必再能得到其他國家的認同。因此說,，人民幣的升值與否,，不能就事論事只算經(jīng)濟賬，而應該在戰(zhàn)略和全球政治的新格局下檢視它直接和長遠的利弊,。
回到眼下擺脫困局的途徑,，原則當然是降低風險和引起摩擦的動因。降低對出口的依賴,，增強國內(nèi)的消費,，著重于增加勞動力的素質(zhì)以提升勞動的附加價值。特別緊要的,，可別再往雞蛋山上壘放新的雞蛋了,。
（作者系美國加州州立大學（長堤）商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