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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來的熱點詞匯中，“民工荒”占據了顯要位置,。從一些數據和煽情描寫的新聞來看,，情況確實嚴重。人們從民工荒出發(fā)作思想游歷,，很快就到達了另一個帶有學術色彩的名詞——“劉易斯拐點（Lewis
turning-point,，1968）”，這位發(fā)展經濟學大師的預言映照了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后,，在中國大陸找到了21世紀的新劇本。
拐點到了嗎,？
對于民工荒,，樊綱在一次會議上不無調侃地說,，媒體不妨在正月十五之后再認真研究和報道這個話題。如果很難跟上變化的現實,，還可以回頭看看過去——2009年第四季度的數據顯示,，103個主要城市崗位空缺/求職人數的比率從金融危機期間的0.85，大幅回升至0.97,，上升驚人,，不過在絕對值上只是逼近2007-2008年的歷史最高點，并未超過,。但珠三角的這一比率達到1.26,提示這里若不提高工資,，將很難招到可用的工人。
不漲工資就招不到人,，這讓人想到所謂劉易斯拐點,。劉易斯拐點說的是一個低收入經濟體現代部門（例如工業(yè)）的持續(xù)擴張，將最終耗盡來自農村的剩余勞動力,，當拐點到來之時,，除了漲工資，沒有其他辦法可以招到工人,。
在我看來,，珠三角的民工荒可能無法直接和劉易斯拐點畫等號，但提出了兩個不容回避的問題：首先,，這里的真實可比工資水平（扣除廣義生活成本和遷徙成本后）是否已經低于農民工在其他地方可獲得的收入水平,？其次，目前的工資水平能否覆蓋城鄉(xiāng)壁壘所造成的遷徙高成本,？當然,，80后的新一代農民工（占比已達60%）可能不像自己的父輩那樣任勞任怨，但這個變化并不是一夜之間發(fā)生的,。
如果僅從農村勞動力可供遷徙的存量來看,，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尚未到達。綜合各種數據分析,，中國目前農村勞動力大約5億,，其中2億左右務農，另外2億左右轉移到非農產業(yè),，余下1億左右為可供轉移的“勞動力池”,，其中一半年紀較大，不適合遷徙外出,，只余5000萬存量,。但是，中國目前農業(yè)勞動力占比高達25%,，在農業(yè)生產效率提高的情況下,，若農業(yè)勞動力比重下降到10%,，就有1億以上剩余勞動力會被解放出來,，而可供轉移的“勞動力池”總量就能達到1億以上的水平，按照目前每年新轉移600萬~700萬農民工的速度,，至少還能轉移15年,。
不過，以上簡單推算完全基于靜態(tài),，并假定勞動力結構不變,，現實卻是，在未來若干年,，中國人口結構將發(fā)生致命的變化，“勞動力池”并不像靜態(tài)測算這樣豐沛,，這是后話,。
中國人口經濟學的重要人物蔡昉在2007年提出，劉易斯拐點已經來臨,，不過,，他對拐點的理解是“一個區(qū)間”，可能長達數年,。而在另外一些經濟學家（黃益平,，2010）看來，中國到達劉易斯拐點的確切時間還眾說紛紜,。
拐點之外
其實，拐點究竟何時到來更像是一個智力或者模型游戲,，劉易斯拐點的真正意義在于它度量了勞動力的稀缺程度,，并將勞動力的變化和經濟成長以及產業(yè)升級通盤考量。
和劉易斯拐點相關的一個概念叫“人口紅利”,，說的是好的人口結構對于經濟增長的重要價值,，人口撫養(yǎng)比（非勞動力人口/勞動力）是度量“人口紅利”常用的代理變量，按照蔡昉的測算,，改革開放過程中GDP增長有27%的貢獻來自人口紅利,。令人擔憂的是，中國的總人口扶養(yǎng)比在2010年到達拐點（見圖1）,，此后勞動力人口要背負的撫養(yǎng)負擔逐年加重,，這無疑將降低經濟增長的潛力。
和劉易斯拐點相關的另一個概念叫工作年齡人口比(15歲-64歲勞動力/總人口),，拿這個指標看（見圖2）,，似乎可以松口氣,，中國的拐點在2015年。但看看年輕的印度在2040年才到達拐點,，不能不讓人擔憂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競爭力,。日本的曲線帶來另外的警醒，人們往往認為是1985年的廣場協議將日本拖入“失去的20年”,，但人口學家卻認為,，日本在1990年到達人口拐點，老齡化不可逆轉,，經濟停滯的根源在于人口結構,，而不是什么協議。
這讓人想到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是否可能改變？一些學者（鐘偉,，2009）的研究表明,，中國越早放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結構將越早趨于改善,，但如果存在16億的“人口承載極限”限制,，那么最佳方案是在2025年放開二胎政策。我的疑問是,，在未來100年的時間區(qū)間內,，16億的人口極限設定是否科學？以此換來人口結構不斷惡化,，代價是否值得,？
悲觀一點，假設政策不改變,，那么,，當劉易斯拐點到來，中國會面臨什么,？黃益平與合作者通過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發(fā)現,，跨過劉易斯拐點的中國會發(fā)現自己終結了“非正常增長”，而回歸“正常增長”,，同時通脹率趨于上升,，壞消息是中國將喪失在勞動密集型產業(yè)中的競爭優(yōu)勢，好消息卻是外部失衡趨于改善,。
這是一個喜憂參半的未來,，準確地說，挑戰(zhàn)大于喜悅,。中國是否能順利度過劉易斯拐點,，并在這個過程中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其實并沒有答案。雖然鄰國提供了令人寬慰的經驗數據（見表,，日本和韓國在劉易斯拐點之后仍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但沒有任何力量保證中國在到達劉易斯拐點后自動實現在產業(yè)鏈上的升級。中國在未來恐怕需要至少做這樣一些事：放開計劃生育政策,；在保障最低工資的前提下,，盡可能長地保持勞動力的競爭力；拆除城鄉(xiāng)壁壘和戶口限制,；加強職業(yè)技能培訓,；拆除壟斷限制,，鼓勵自由創(chuàng)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