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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總工會的負責人最近透露,，中國工資性收入占GDP的比重,，已連續(xù)22年下降,，言下之意是必須提高勞動者的工資水平,。而財政部有關研究人員則反駁說，此種說法是誤解,，中國工資性收入占GDP的比重與發(fā)達國家相當,，且高于“金磚四國”的平均水平，暫時沒有提高的空間,。
從收入角度統(tǒng)計GDP,，是很復雜的技術問題。理論上,，按照收入法統(tǒng)計,，GDP包括勞動者報酬、租金和凈利息收入,、企業(yè)利潤,、政府的間接稅以及折舊。其中勞動者報酬,，包括勞動者工資,、來自政府的各種補貼（減去個人需要交納的所得稅）。在美國,，雇員獲得的這部分收入,，還包括社會保障工薪稅和養(yǎng)老基金。其他各項,，也都有各自的內容,。所以，GDP中最后有多少是工資性收入,，沒有專門的統(tǒng)計,，難以得出可靠的結論，說連續(xù)下降,，可能符合人們的感覺,，但卻不一定準確。同樣,，中國的勞動者收入占GDP的比重與美國等國家相當，也值得懷疑,，因為美國的這一比例大約是60％,，中國的這一比例從現有的資料看，遠遠沒有達到,。當然,，說這一比例只有20%至30％，也有低估之嫌,。我們需要看到權威的統(tǒng)計,，才能得出結論,。
提高居民收入，以增加消費,，把拉動經濟增長的力量,，從投資，特別是政府投資,，轉到居民消費,，把經濟增長建立在更穩(wěn)妥的基礎上，是中國經濟需要完成的結構性轉變的重要方面,。在這個意義上,，提高勞動者收入，增加工資,，當然是必要的,。但是，單是主張?zhí)岣吖べY,，卻是把問題簡單化,，甚至模糊了問題的性質了。
需要弄清楚,，政府的收入或者居民的總體稅負是否適當,。因為政府收入與居民收入是此消彼長的，在總收入一定時,，提高居民收入,，包括工資收入，就要降低稅負,。一個流行的說法是,，發(fā)達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般不低于50％,，而中國則遠低于這一水平,。但是，中國和發(fā)達國家財政收入的統(tǒng)計口徑很不一樣,，中國的財政收入僅僅指預算內收入,，而人家則包括所有的政府收入，按照國際可比口徑,，中國的政府收入,，除了預算收入，還有數量與預算內收入相當的預算外收入,，以及預算外的預算外收入,，即各種收費、基金,、罰款等,，這樣,，中國的財政收入，早超過了50％,。而且,，發(fā)達國家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很少有長期達到50％的,。無論何種標準,，中國的稅負都屬于高水平，確實有降低的必要,。
即使我們假定,，中國總的工資水平不低于國際平均水平，也就是工資總額沒有出現連續(xù)多年下降,，國和民的收入比例大體合理,，也還須考慮工資報酬的所有者結構問題。有研究報告指出,，中國當前的居民收入差距已達0.47,，接近社會忍耐的極限。即便不降低總體稅負,，也需要遏制收入差距過大的趨勢,。比如，壟斷行業(yè)的工資水平過高,，是造成全社會收入差距過大的核心因素,，也與國企和央企存在的宗旨相背離。所以,，并不是所有人的工資都低,，都需要提高，而是應有漲有落,。
不能一概反對稅負高,，如果稅負雖然高，但是,，通過財政支出,，稅收能夠惠及低收入者，就可以抑制居民間的收入差距,。中國的稅收以間接稅為主,，個人所得稅規(guī)模有限，也就是說,，中國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普通收入階層,，特別是工薪階層,。但因為支出結構不合理,，諸如行政管理費支出過高，而社會保障支出卻過低,，作為納稅主體的勞動者,，沒有獲得相應的補償。財政支出不僅沒能縮小收入差距,，反而助長了這個趨勢,，這也與公共財政的目標相悖。
所以,，不能籠統(tǒng)說,，工資性收入低，這不是問題的所在,，真正的問題是結構,。工資與GDP一樣，也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籠統(tǒng)說工資收入下降,，是遮蔽了工資不均的本質。
如何提高低收入勞動者的工資收入,？目前的流行說法是,，讓工人參與工資決定過程，不再由雇主一方說了算,。這當然是有道理的,，這也許是今后的一個方向。但是,，至少目前看,，沒有可能性。國外的經驗是,，工人是分散的,，不可能，也沒有能力與雇主討價還價,，代表工人談判工資的,，是工會。美國三大汽車公司,，競爭力下降,，根本原因是人工成本過高，但是,，真要降低,，卻困難重重，因為背后有行業(yè)工會的談判力量,。而中國的現實情況是,，工會顯然還沒有準備好在新歷史條件下的角色與擔當,。
以筆者之見，首先,，我們需要權威的統(tǒng)計數據,，弄清各行業(yè)和地區(qū)的勞動者工資水平，究竟如何,，這個工資,，并非職工工資條上所列的收入，而是包括各種單位福利,。其次,，壟斷行業(yè)的工資，并不是由勞動力市場決定,，沒有反映員工的貢獻和人力資本的真實水平,，壟斷行業(yè)有通過行政手段，整體減薪的必要,。最后,，老調重彈，讓普惠型的社會保障體系,，加緊覆蓋到全體勞動者,。
（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政府與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