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體報道,，7月4日,，北京大學接到第二例民族造假重慶考生舉報。經(jīng)查證,，這位名叫田中的考生報考了北京大學醫(yī)學部,，且正是重慶31名民族造假考生之一。北大隨后緊急磋商,，可能再次宣布棄錄該考生,。
前不久，北京大學研究決定,，按照教育部文件,，放棄錄取在民族成份上弄虛作假的重慶市文科狀元何川洋。這引起了媒體的爭議,，贊同者認為,，這是北大講品格,，做了一件正確的事情；而反對者則認為,，北大做了一件違法的事情,，是侵犯了公民在憲法上的受教育權(quán)。田中在民族成份上的造假,，可能被北大棄錄,，其性質(zhì)與何川洋相近，媒體與網(wǎng)絡(luò)上形成爭議也在所難免,。
如果北大像棄錄何川洋一樣棄錄田中,，對于特別關(guān)注高考公正性的許多網(wǎng)民來說，自然是拍手稱快,，但是,，對于田中來說，卻是一個莫大的損失,。是否需要以棄錄他來作為對其父母,、監(jiān)護人造假的懲罰，我認為還是值得商榷,，北大還是三思而后行為宜,。
從法律上講，北京大學以“按照教育部文件”來棄錄民族造假考生,，確實依據(jù)不足,。因為按照國家民委、教育部等三部門的文件“對于弄虛作假,、違反規(guī)定將漢族成分變更為少數(shù)民族成分的考生,，一經(jīng)查實，由省級教育行政部門或其委托的招生考試機構(gòu)取消其考試資格或錄取資格,，并記入考生電子檔案。已經(jīng)入學的,，取消其學籍,。”所以,，要取消造假考生的錄取資格,，那也是由重慶市的教育行政部門，而不是北大,。在這一點上,，我支持周澤律師的觀點，北大不能以“教育部文件”來棄錄民族造假考生,。當然,，我們可以指責重慶教育行政部門違反國家民委的文件,，不取消民族造假考生的資格，但這是另外一個方面的問題,。
不過,，如果從大學自主招生的角度上講，北大有權(quán)棄錄民族造假考生,。因為,，大學并非單純按照分數(shù)來錄取考生，在錄取考生的時候,，大學是進行差額錄取,，那么，大學可以考慮分數(shù)外的其他因素,，例如品德等合理因素,，在差額上選擇自己更為滿意的考生，并非一定要選取最高分的考生,。所以,，北大可以權(quán)衡何川洋、田中考分以外的其他因素,，比如在民族成份造假的因素,，對他們棄錄。但是,，這是大學自主招生的一個體現(xiàn),，并非是依據(jù)什么文件或法律。
盡管我認為北大有自主招生的權(quán)利,，但在棄錄民族成份造假考生的問題上,，北大應(yīng)三思而后行。以何川洋為例,，他的民族成份造假的事情完全是其父母所為,，當時，何川洋還只是一個初中生,，年齡不到14歲,。懲罰只能針對造假者本人，如此懲罰才能教育造假者和警戒潛在的違法者,。因為何川洋的父母的造假行為,，而取消一個并未犯任何錯誤的孩子的入學資格，這就近乎株連了,。在民族成份造假問題上,，對造假的父母、監(jiān)護人進行相應(yīng)的行政處罰,，取消孩子因此得到加分的不當?shù)美�,，才是比較中庸的處理方法,。北大完全沒有必要因為孩子父母的造假行為而懲罰孩子———除非有證據(jù)證明孩子本人參與了造假，因為這個孩子在品德上不存在問題,。
陳步雷先生稱,，“如果在造假被揭露后，僅把不該加上的20分從總分中剔除,，就會給公眾這樣的指引：造假敗露后,，只是失去本不該得到的造假收益，而原權(quán)益并無損失,，造假等于無損失的游戲,；有公職的學生家長可能會被處分，無公職的家長連被處分的小風險都沒有,。何樂而不為,？”我以為，要給公眾以正確的指引,，也并非要以懲罰無辜的孩子來獲取,。事實上，如果我們加大對造假的父母,、監(jiān)護人的懲罰,，甚至如陳步雷所建議那樣用刑法進行懲罰，那么潛在的造假者就可能望而卻步,。如此,，既能達到警誡潛在的違法者又能避免株連無辜，何樂而不為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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