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商務委員會公布了《關于鼓勵跨國公司在京設立地區(qū)總部的若干規(guī)定實施辦法》，規(guī)定跨國公司在京新設立或新遷入地區(qū)總部,，最高補助1000萬元人民幣,，高管人員辦理北京戶口，可不受學歷,、年齡等限制（《北京規(guī)定跨國公司總部進京最高補千萬》,。
考慮到去年10月份以來我國FDI連續(xù)8個月下降，商務部正會同發(fā)改委,、財政部等相關部門研究制定穩(wěn)定外資的政策措施,，北京市此舉可能起到示范效應，或將開啟地方政府新一輪激烈的引資競爭,。
長期以來,，由于中央和地方的財政分權，以及以GDP為核心的績效考核機制對地方官員施加的晉升激勵約束,，我國各級地方政府之間存在著激烈的引資競爭,。這種競爭，以前表現(xiàn)為吸引跨國公司的生產性投資,，而自2002年以來,，則主要表現(xiàn)為爭取以跨國公司地區(qū)總部為特征的功能性投資。但不管哪種形式,，其本質都是利用政策優(yōu)惠獲取外資的青睞,。
客觀地說，改革開放以來，外資對于中國的技術進步,、結構調整,、貿易擴張、促進競爭,、增加就業(yè)以及經濟增長都有著積極的作用,。以2008年為例，占中國企業(yè)總數(shù)約3%的外商投資企業(yè),，其工業(yè)產值占全國的29.7%,，繳納稅收占全國的21%，出口額占55.3%,，進口額占54.7%,，直接吸納就業(yè)4500萬人。但最近的一系列研究都表明,，我們對于外資的貢獻可能存在高估和誤讀,。由于外資在中國主要是“兩頭在外”的“飛地經濟”，與本土企業(yè)并未建立緊密的前后向關聯(lián)關系,，因而外資的技術外溢效應以及對國民收入的增長作用都很有限,，外資對GDP的貢獻僅有統(tǒng)計上的地理意義。人們對蘇州利用外資“只長骨頭不長肉”形象歸納就是最好的說明,。
更為嚴重的是,，地方政府的引資競爭可能損害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基礎。首先,，地方政府的引資競爭將會強化內外資的不公平競爭地位,。中國內外資的不公平競爭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盡管2008年正式實施的新的企業(yè)所得稅法實行了“兩稅合并”,，從制度層面規(guī)定了內外資企業(yè)的同等待遇,，但由于地方政府的外資偏好，通過多種途徑給予外資明貼暗補,，內外資公平地位仍然只具象征意義,，以至于導致內資企業(yè)的行為扭曲，出現(xiàn)了大量的諸如施恩奶粉這樣的假洋鬼子,。因此,，金融危機背景下，如果各級地方政府為了保增長而開啟新一輪引資競爭,，將會嚴重損壞中國經濟的內生增長動力,。
其次,，地方政府的引資競爭導致了公共品供給的扭曲和資源的配置失當,。許多研究已經證明，在晉升競標賽的制度安排下,，地方官員過于關注GDP的增長,，忽略公共品供給,，從而造成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結構“重基本建設、輕人力資本投資和公共服務”的明顯扭曲,；而外資在巨大政策優(yōu)惠的吸引下,，又使得地方政府希望通過打造總部經濟，充分發(fā)揮外資集聚的外部經濟效應成為幻想,；特別地,，各級地方政府由于在引資過程中陷入了“競爭到底”（race
to
bottom）的囚徒困境之中，從而使得各地往往采取以鄰為壑的經濟發(fā)展政策,，并導致資源的配置失當和嚴重浪費,。
最后，地方政府的引資競爭加劇了宏觀經濟的波動,。在財政分權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的引資競爭主要追求短期經濟目標，從而也使各地的經濟發(fā)展偏向于粗放型的增長模式,，不斷爆發(fā)投資沖動,，而中央為了消除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不得不在宏觀調控上采取相機抉擇,，最終導致經濟波動,。有研究表明，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中央和地方的信息不對稱,、政策制定和執(zhí)行的政治交易成本、以及一些總需求變動等,，都可能加劇這種波動,，但這些因素起作用的制度基礎之一則是分權體制本身，而引資競爭無疑是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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