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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來有趣，這幾年,，伴隨著財政收入增長的一再提速,，用于描述增收的語匯都在走馬燈似的變化。先是所謂“超�,！痹鲩L,，后來是“超速”增長。今年以來,，財政收入的增速進一步躥升至30％以上,。于是，最近又有了“超高速”增長的說法,。
由超常到超速,，再到超高速，事實上折射了人們在財政收入持續(xù)高速增長問題上的一種迷茫,。迷茫的背后,，是對增收原因的苦苦求解。這當然是必要的,。然而,，就當前的情勢論，與其一味地追尋“增收”原因并被動地回應各種質疑,，倒不如換一個角度,，主動出擊，聚焦更為重要,、更加緊迫的問題：如此的增收,，究竟會給我們帶來什么？
迄今為止,，對于增收的經濟社會效應,，在主流媒體上經常見到的論述，多是從增收的用場上來歸結的,。財政收入增加了,，國庫中的資金充裕了，政府能做的事情就多了,。這在各方面的民生欠賬頗多,、城鄉(xiāng)與區(qū)域間的發(fā)展差距顯著，亟待政府動用手中財力去償還欠賬,、填平差距的背景下,，無疑是件利好的事情。照此推論，增收不僅值得追求,，而且多多益善,。
但是，增收終究是有歸宿的,，它并非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在既定的GDP盤子內，財政收入的規(guī)模大了,，企業(yè)和居民的收入規(guī)模相對就小了,。財政收入的增速快了，企業(yè)和居民收入的增速相對就慢了,。財政收入占的份額多了,，企業(yè)和居民收入占的份額相對就少了。從此增彼減,、此快彼慢,、此多彼少的關系鏈條上考慮問題，不僅多少令我們對資源配置格局呈現(xiàn)的“體制復歸”勢頭萌生憂心之感,，而且對當前面臨的諸如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對增長不快,、儲蓄率偏高、國內消費率偏低等方面的矛盾有了新的體會,。
事情還有復雜之處,。每年的財政增收可以區(qū)分為兩部分，除了已經納入預算的,、并經過人民代表大會審批的所謂計劃內的增收之外,，還有一塊兒數(shù)額頗大的、處于預算框架之外的所謂計劃外的增收——“超收”,。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增收,，對于政府而言，“超收”是一筆可靈活調動的機動財力,，或者,，突破了人民代表大會預算授權的控制而形成的意外之財。亦不同于預算法治健全國度的處理方法,，在我國現(xiàn)行的預算約束機制下,，“超收”的動用和決策基本在行政系統(tǒng)內部完成，并不納入人民代表大會的審批視野,。即便在形式上實行所謂向各級人大常委會通報的制度,，通常的情形也是，先支用,，后通報,�,；蛘撸呏в�,，邊通報,。于是，每年形成的“超收”,，幾乎都會不打折扣地轉化為當年的“超支”——游離于預算框架之外的政府支出,。在“超收”與“超支”之間，幾乎是一列高度相關的“直通車”,。
事情并未到此結束,。持續(xù)十幾年之久的“超收”與“超支”之間的關系格局延續(xù)下來,，在政府部門眼中,，“超收”已經成了不可或缺的“經常性收入”項目。有超收正常,，沒超收反而不正常,，“超收”已經趨向于常態(tài)化。不僅如此,，在多做好事,、多出政績的驅使下，在有些地方,，人們對于“超收”的態(tài)度也走了樣：由被動的接受“超收”的結果演化為主動的追求“超收”的目標,，以至于超收有了“計劃內超收”和“計劃外超收”之別。由此演化下來,，不僅每年動輒幾千億元的“超收”滾滾而來,，而且，因“超收”而生,、游離于預算之外的財政收支規(guī)模也越來越大,。這不僅使得政府預算的監(jiān)督制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走了過場，形同虛設,。而且,，也使得預算法治一再受到挑戰(zhàn)甚至處于極度尷尬之中。
再進一步,，在財政收入的迅速增長和財政預算制度的不規(guī)范兩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并且，循著“增收”→“增支”,、“超收”→“超支”的關系鏈,，我國的財政支出規(guī)模在過去13年間已經獲得了迅速擴張。作為一種自然的結果,，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經由1994年的12％上升至2006年的19.73％,。若再加上游離于財政預算之外的其他政府支出項目，那么，在2006年,，整個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經超越30％,。可以發(fā)現(xiàn),，我國的社會資源配置呈現(xiàn)了某種“體制復歸”格局,。而且，往前看,，這種勢頭有著越來越猛烈的跡象,。
單從用場上看是“利好”，將用場和歸宿兩個方面的線索聯(lián)系起來則未必全是“利好”,。繼續(xù)拓寬視野,，又可發(fā)現(xiàn)更多的相關因素及其導致的相關影響。其間的分析轉換過程向我們揭示了一個重要事實：對類似財政“增收”這樣的宏觀變量的分析,，一定要上升至宏觀層面,。只有站在關乎政府、企業(yè)和居民全局利益的高度,，從關乎整個社會經濟發(fā)展的立場上考慮問題,，才有可能得出比較符合客觀實際的判斷，也才有可能擁有統(tǒng)攬全局的洞察力,。
（中國社科院財貿所副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