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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持續(xù)的財力保證,，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很難持續(xù)。類似于低保的制度安排都應該歸于全國性的公共產品,，由政府通過發(fā)行類似教育券的形式向低保人群提供補助,。
日前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今年將在全國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據(jù)估算,，這項政策將使我國3000萬生活困難的農村居民獲益。我們在為這項制度的實施歡欣鼓舞的同時,，也不禁對政策的持久性和有效性心懷擔憂,。
在二元的體制下，中國對農民的救助是臨時性的,，最低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改變了這一特征。系統(tǒng)的制度設計至少從形式上體現(xiàn)了一種公平,，同時,，也彰顯了政府承擔公共風險的最本質特征。
低保制度的出現(xiàn)是市場失靈的結果,。以追求效率為第一要務的市場很難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也就是說，有很多人是難以承擔市場風險的,，那些病殘,、年老體弱喪失勞動能力等生活常年困難的農村居民尤甚。低保制度的建立,，實則是政府主動去承擔風險的結果,，是政府給民眾發(fā)出的一個信號。即,，公民的稅款用到了實處,，當意外的災害讓你失去承擔風險的能力時，有政府為你擔保,。公民個人的最優(yōu)行動便是努力地追求效率,，政府努力地解決公平，分工協(xié)作,，相得益彰,。
政府的這種做法，實質上是一種承諾,，而承諾必須是可信的才有價值,。承諾如何可信？持續(xù)的財力支持,。對于政府來講,，推出一項得民心的制度并不難，難的是好的制度能否持之以恒。相對于以前的可以相機抉擇的救濟制度,，制度化的農村最低保障對政府財力的約束更加強烈,。如果沒有持續(xù)的財力保證，這一制度很難持續(xù)下去,。這也是人們在歡欣之余最大的擔憂,。
根據(jù)國務院的要求，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地方人民政府為主,，實行屬地管理,，中央財政對財政困難地區(qū)給予適當補助。這是沿襲了過去農村政策的一貫做法,，即,，中央許下諾言，地方實踐,。任何的政策變化都會引起權利的變化,，財政政策是公共權利與私人權利的轉換器。在地方與中央,、財權與事權不對稱的制度背景下,，中央的許諾與地方的執(zhí)行不可避免地會產生沖突，在一些落后的地區(qū)更是如此,。中央與地方需要在成本分擔與收益分享方面進行博弈,。如果成本明顯高于收益,，地方政府只能是通過壓低標準,、減少人數(shù)等來完成任務。在轉軌時期中央與地方的博弈中,，我們會發(fā)現(xiàn)此類的沖突比比皆是,。從教師工資的拖欠，到小學義務教育只有依靠社會捐款才有希望等等,。如果不從轉移支付制度上進行徹底的改變,，低保制度會不會也是這樣不盡如人意，不得而知,。
從經濟學的視角考察,，我們會發(fā)現(xiàn)，類似于低保的制度安排都應該歸于全國性的公共產品一類,。政府通過發(fā)行類似教育券的形式向全國的低保人群提供補助,，從技術上可以做得到的，從中央的財力上來講,，也是可以保證的,。這對于落后地區(qū)的制度實施尤其重要。
這其實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單純地依靠政府來解決低保問題存在著極大的風險。那么,，如何來解決這個問題,？答案是從哪里來，就到哪里去,。農村低保群體面對的窘境,，是一個市場風險累積的過程。除個別的人以外,，他們中的大部分如果在風險來臨之前進行了預防,，這種境遇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這種窘境的形成,，要么是因為控制不住自己的消費欲望,，導致入不敷出；要么是沒有接受良好的教育,，人口紅利在老年后迅速減弱,；要么是沒有參加適當?shù)谋ｋU，人身受到傷害沒法得到補償,；要么是在年輕時沒參加社會保險,，以至于沒有養(yǎng)老金，也沒有失業(yè)金,。對于這些存量風險,，政府必須通過制度安排來化解，而對于新增的風險,，即,，如何減少新的低保人群的出現(xiàn)，則需要政府下更大的工夫,。這里的事情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醫(yī)療與教育，前者可以馬上治病,，后者則可以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